红色大南山

时间 :2016-09-24 作者 : 来源:彭沃  浏览 : 分类 :红色记忆

一、随红军四十九团上大南山

1930年秋,红军四十九团奉命开上大南山。大南山在潮(阳)、普(宁)、惠(来)三县交界,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东主要革命根据地之一。在行军途中,我们一面宣传,一面和敌人战斗。记得在陆丰芹菜洋附近的南风坳,曾和国民党正规部队打过仗。上大南山后,部队住在迭石、下林樟等地。不久敌人从潮阳、惠来向我们进攻,四十九团奉命阻击惠来这一路敌人。清早,敌人刚进至赤竹坪,就遭到迎头痛击。我们占据有利地形,用炸炮、手榴弹和准确的排头火杀伤了不少敌人。敌人用机枪、手榴弹不断向我们发起攻击,但他们用的是德造手榴弹,爆炸的时间较慢,我们的战士敏捷地捡起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投向敌人,用这种方法又杀伤一些敌人。战斗一直打到天黑,敌人不得不抛下一百多具尸体,狼狈撤走。这时,我一个连先饶过敌人佯攻(敌人力量空虚)的惠来城,城里的敌人连夜向进攻大南山的敌人告急,于是,第二天他们就把全部兵力撤回惠来城。敌人这次向大南山进攻终于被粉碎了。

四十九团这次开进大南山,由于受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错误地强调攻打城市。记得有一次团部住在盐岭,讨论攻打惠来城问题,当时团长彭桂认为我们并没有攻坚武器,兵力也不多,不同意攻打惠来城,但特委派下来的人认为已经准备好,城里有工人接应,坚持一定要攻打。会议讨论到深夜,结果不得不服从上级决定,于是半夜出发,四十七团由东面进攻,四十九团由盐岭方向向惠来城进攻,结果都没有攻进去,自己造成很大伤亡,到天亮时不得不撤回来。攻打惠来城之后,彭桂到上级党委去申诉,要求辞职,由林君杰代理团长。以后知道当时攻打城市是“左”倾错误,分清了是非,彭桂才回到四十九团。

二、在西南医院学医、当医官

由于战斗的频繁和环境的艰苦,部队伤病员越来越多。1931年秋,我被调往大南山西南医院学医。当时调往医院的还有四十六团的几个同志,包括古大存的侄子古励真在内。那时,医院不可能有长期固定的地方,随着战斗形势的发展,时有搬迁。我初去的时候,医院设在两个地方,一是在大溪坝的山洞,一是在离大溪坝不远的审者寮。这里是大南山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当时东江军委、东江特委和苏维埃都在这里附近,这一带还设有彭杨军校、被服厂、修械厂。我最初到了审者寮,这里是一个只有一二百人口的小村庄,群众对我们很支持,腾出几间房子给医院。说是医院,其实这里只有几个看护兵(护士),一个姓梁的医官(医生)多住在大溪坝,有时过来看一看,二三十个伤病员住在两个房子里。我就在这里边学习边当看护兵。当时住院的多数是伤员,我们每天给他们洗伤口、敷药,我们初步学习了有关外科药物的药性。

在审者寮住了三四个月,由于敌人来进攻,我们搬到黄牛洋。在这里条件稍为好些,住的时间也比较长。戴雨是我们医院的主任,他是江西兴国人,那时才二十多岁,又有文化。他原是红四军南下留在东江而以后任四十六团连队的一个指导员,在战斗中摔坏了膝盖骨,住院治疗,同时当了医院的主任。他经常教导我们,红军的医务人员太少,党派我们学医,这是个光荣的任务,一定要认真地学习。他还教导我们,红军战士在前方打仗负了伤、生了病,我们医务人员要多为他们着想,想尽办法解除伤病员的痛苦,工作要耐心细致,使他们早日恢复健康重上前线。

当时医院请来一个医生,叫王少文,他曾在揭阳新亨开业当医师,有相当的医学知识和实践经验。戴雨交代我和古励真跟随他,给我们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方面照顾和保护他,一方面跟他学习医学知识。每逢出诊,我们两人轮流给他提药箱,并一前一后保护他。在生活上我们尽量照顾他,经常买一些鸡蛋、牛奶等营养品给他吃。医院还有一个医官叫贺志中,他是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留下来的,当时在医院当医官兼司药,教给我们一些医学知识。

王少文经常给我们上课。开始是学习英文字母,并按字母分类和按水剂、粉剂、针剂等分类学习西药药名药性,接着学习开药方,他讲解了一本叫《万国药方》的医书,结合伤病员实际,给我们讲解什么病开什么药方。他教得很认真,我们学习得更认真,一有空就背药名药性,并结合给伤病员治疗,认真思考。学了半年,我已记住了几百个药名药性,以后慢慢地能开药方,当了医官。

医院的设备比以前好一些,一般西药都能买到,能做截肢一类的手术。当时还有一部电疗器,记得有一次我和古励真提着电疗器陪王少文给东江军委参谋长梁秉枢做电疗。

当时伤病员常见病是:外科有负伤、烂脚、行军跌伤;内科有肺病、肠胃病、痢疾、疟疾、夜盲等,这些都是战斗环境和营养缺乏造成的,我已能单独处理和医治这些常见病。伤病员战士多是很坚强的,他们能忍受各种病痛。但有时痛得厉害且归队心切,难免有急躁情绪,要发脾气。我们在戴雨主任的教导下,理解他们的心情,摸清他们的思想,工作做得很耐心细致。一般伤员在负伤一个星期内,痛得比较厉害,我们除了药物治疗外,很注意对他们的精神安慰。换药时,解开纱布一定很痛,我们先对他们讲清楚,让他们有思想准备,把药物捅进伤口也很痛,我们边做边解释:把药物捅进去就不会发炎,就可以早日恢复健康重回连队。我们还根据各人的特性,经常告诉他们病情好转的情况,使他们精神上得到安慰,更好地配合我们的工作。有些重伤病员,我们还替他们倒屎倒尿。我们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受到很大鼓舞,从而增强了战胜伤病痛的信心。很多伤病员出院时对我们很感激,表示回连队后要更好消灭敌人,保卫根据地。有些出院后还给我们写来感谢信,并给我们寄来战利品,我就曾收到他们寄来的袜子、手帕等物品。

在黄牛洋学医期间,由于党组织的教育培养,1932年2月,我由戴雨和贺志中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教导我,由青年团升了党,更要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处处起模范作用,为实现最高理想努力工作、英勇奋斗。2月间的一天下午,金色的阳光洒满黄牛洋的山山水水,我和古励真等几个同志,在黄牛洋的山坡上举手宣誓: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议,保守秘密,对党无限******,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三、在红二团的战斗岁月

1932年秋,我从西南医院调到红二团当医官。团部只有我一个医官和一个看护兵,药物是从医院领来的。当时团部驻在牵牛唔过㠣(地方潮音)。团长是古宜权,我们经常在他身边工作。

古宜权很勇敢,指挥作战很有办法,且往往身先士卒,获得战士们的好评。这段时间在古团长带领下,有过两次战斗。一次是我刚刚到团部不久,群众给我们送来情报:国民党部队要通过茅坪村。得到情报后,古宜权带一个传令班,到茅坪村旁打伏击。敌人每次出动,前面总先有一个尖兵班探路,大部队才随后行动,我们兵力不足,只准备伏击他们的尖兵班。古团长选好茅坪村前的山坑,这条坑有二十多米宽,坑水不深,但坑底的鹅卵石很滑,敌人在坑中涉水行动不快,我们就在这里打他们。早上八时左右,敌人的尖兵果然到了,我们的战士埋伏在坑旁的茅草堆中,我和古宜权掩蔽在附近一个小山坡上,当敌兵三人已涉水过来上了岸,其他的还在坑内时,我们一齐开火。上了岸的三个敌人应声倒地,在坑中的敌人也死的死,伤的伤。我们缴了几支枪后立即转移。当我们在为伏击战的胜利而高兴的时候,敌人还摸不清头脑。

1932年4月间,国民党张瑞贵师以独立团团长陈东中(又叫陈叮冬)率一个团的兵力侵犯大南山西部的锡云路,企图消灭我彭杨军校的学生。敌除留一个营作预备队外,其余二个营从云落、流沙二路向我进攻。流沙一路经石头圩向锡坑进犯,扑向牛牯尖。我区联队和锡坑赤卫队先和他们顶火,接着彭杨军校的学生也和他们打起来了,这时我们在望天石山顶上,古宜权团长从望远镜中看到向牛牯尖冒进的敌人,他率领团部和特务连的战士从望天石经梅仔坜方向直抄敌人后路。我军从几个方向出击,前进号冲锋从几个方向响起来,军号声、喊杀声震撼山岳,敌营大乱,丢掉迫击炮和机枪向锡坑方向溃逃,我军紧紧追赶。敌兵在逃跑中还打起红旗冒充红军,但我们并没有上当;相反,另一路匪军还真的把他们当红军,从而自相火拼起来。下午四时左右,敌人退到石头圩,直到他们的增援部队赶来了,我们才停止追击,敌人溃不成军,向流沙方向逃窜。是役我军毙敌近百人,缴获迫击炮、机关枪、步枪、手榴弹和其他军用物资一大批,粉碎了敌人“剿灭”大南山根据地的迷梦。

由于这一仗从上午八点多钟一直打到下午四点,追敌四五十里,而且中午也没有吃饭,战斗一结束我就感到脚发软,浑身无力。同志们看到我的脸色很不好,以为我病了,其实是累和饿,后来传令班的同志在锡坑老百姓那里要来两碗粥,我吃下去以后,顿觉得好些。这一天,由于打了胜仗,大家都欢欣鼓舞而忘记了疲劳。


注:本文摘自彭沃《我参加革命斗争的回忆》中有关部分,题目是编者加的。彭沃是海丰人,当时是西南医院、红二团的医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