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 : 普宁市红色文化研究中心 > 红色记忆 > 普宁游运圆了我的红色梦

普宁游运圆了我的红色梦

2018-01-05 16:12:00  来源:郑建猷  浏览人数:412

1945年春,在英雄的大南山下,以流沙为中心所崛起的抗日游击运动的赤色风暴,威震了潮汕平原,也威震了广大山区!在革命老区的大北山南麓的南山小学,有三位青年教师,为这风暴所吸引,不时暗地里欢聚一处,谈论着、分析着、揣摩着,他们是志同道合的知音,都在做着红色的梦。他们也回忆起近年来,暗下力气在河婆地区找寻中共地下党多次失败的经历。现在他们相当肯定的是中共在潮汕地区已公开领导抗日救亡的武装斗争了。都下了决心:现在是走上革命征途的时候了。但他们毕竟身负教学任务,不能说走就走。他们是谁?一个是曾挂名南山乡副乡长而实为当地教师的邓光瑾,其他两人都是来自南阳山区的梅林中学同届毕业的余致祥和郑建猷。

1943年上学期,我和余锦标在我的家乡葵坑的第二个小学,聚云谷初级小学教书。我俩都受当年的大饥荒磨难。余曾向我说过,他前在揭阳的南山小学任教时,那里接近南侨中学,很受影响,学校挂朱德的像,学生中发现持有毛泽东《论持久战》和《阶级分析》等进步书籍。为了追求党,我毅然于当年下学期离开家乡,凭余的介绍,而单枪匹马到南小教书。但出人意外的是时过景迁,南小的气氛完全变了样。进校之初,便有人面对着我,大发“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等议论。我上课时,多次隐约发现有人在教室窗外偷听我上课,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心中有数。我只好把追求党的愿望暂时锁在心底,小心翼翼努力教书。不久校方便有人告知我:上学期便有一位在这校执教的外地的青年教师表现不合时宜,而中途被解聘了。学生中则多谈他是受欢迎的老师。我则设想他可能是一个地下中共党员(以后证实他还是我地下党的骨干)。

经过我细心反复的考察调查,校中一位同事邓光瑾倒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虽然挂名副乡长,但这只说明他应得的在乡中的社会地位,事实上他并未参与乡政,而致力于教学工作,他为人正派、坦诚、严肃、负责,不慕名利、敢作敢为。他还是一个基督教徒(受家庭影响),对中国共产党也不理解,但他有强烈的求知欲和事业心,总之他是一个可塑性大的知识青年。经过一年的彼此主动靠近、交往,特别在共同学习上的互相磋商,我与光瑾成为莫逆之交。

1945年初,他不顾有人异议坚持把我再聘请到南小任课,并支持我把余致祥介绍到该校教书。我们三人结成一体,由我设法从友人余秉真那里源源不断借到一批又一批的进步书刊,共同学习。这时的南小,光瑾有最大的发言权,他也摆脱了副乡长的挂名和宗教信仰。1944年的暑假前,我们在南小还大演吴祖光的《凤凰城》为主的抗日话剧,而大受群众的欢迎呢!总之,南小的教学生活,我们三人过得挺惬意。我们唯一遗憾是:无法找到中共地下党组织。这为什么?直至1947年我夫妇俩已入伍参加抗征队后,这迷才解开了:李日同志对在其手下工作的我爱人说:“你老郑在南小教书期间,险些被我地下党组织的同志秘密抓起来审查。因为那里地下党组织同志已很注意老郑的言行,从表现看,他俨然是一个地下党员,但他并没有党的组织关系。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来历不明而值得怀疑的人,后来只因党内有人持不同意见才没有行动。”是啊!我是从非常封闭偏僻的南阳山来的人,谁也不了解,凑巧的是党打进该校的地下党员站不住脚,在此同时,却出现一个“来历不明”的我,这引起地下党同志的怀疑就不奇怪了。

这学期在结束之前,我们三人按已商定:我和余的家乡较接近流沙,利用暑假返乡途经梅林先到赞元药店会见余秉真先生(我们在梅中读书时期的校医),告知我等两人拟到流沙联系抗日游击队入伍,然后通知南小另一位同事邓光瑾入伍。但前提是这确是中共地下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队伍。并请教余对些问题的看法,余说他大病刚好没有亲自到流沙去深入考察一番,但他从病床上所能听到的讯息判断这是中共领导的队伍,他建议我俩亲自到流沙去看看,看准后再入伍。为此,余给我等一张介绍信,到流沙其胞兄余秉坚先生药房住下来,第二天,秉真还是雇单车载来流沙其兄家与我等会合,经过我们多方的考察访问调查,完全肯定这是中共的队伍。然后由我和致祥到附近的乌石村,在抗日游击队营地的祠堂外,会见了一个姓许的同志,经过他对我等严格细心的审查,他批准接收我两人入伍,要我俩即回去处理好必要处理的问题后带个人的生活用品到队伍来报到。至于邓光瑾待我俩入伍后再联系他。我等来乌石的时间是7月下旬。

我等回到家里,出人意外的是,从流沙传来了敌我双方激烈战斗的讯息,多年山战役后,我抗日游击队不知隐蔽到哪里去了。我与致祥只好再回到南小教书去。从此,我们便没有再听到普宁方面抗日游击队的消息了。是年秋,从家乡来了一位与我有过同学同事关系的郑清和到南小来看望我。他刚去香港观光回来,途经东江地区,沿途遇见多起党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活动。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们3人喜出望外地议论研究去东江找抗日游击队的可行性。希望能出现一个“西方不亮东方亮”的佳景。并决定年底学校结业期间作为实施这一计划的开始,并商定仍然由我与致祥先去东江找游击队入伍,然后通知邓光瑾入伍。还商定,这事先到梅林与余秉真通气获得首肯后再请他帮助,主要是看看他在东江地区有没有亲友社会关系介绍给我们。

参加革命队伍,对我们3个人来说,是出生以来有关个人命运的重大决策,又是关系到个人安危的绝密大事,连家人爱人都不敢说,却一定要告知余秉真?这样特殊的关系究竟是为何形成的呢?

这首先必须从我与致祥在梅林中学读书谈起。梅林原是惠来六区区公所所在地。它是南阳山革命老区政治、文化的中心。在抗日的炮火声中,于1937年秋梅中诞生了。次年秋至1941年秋,以它地处抗日的潮汕大后方不受战火干扰的优势,把潮汕著名的教育家李芳柏聘请任校长,并且来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师资,其中最突出的是教导主任黄昌祺。他有“澄海才子”的美誉、是李芳柏的得意门生,曾参加中共地下党,并被捕入狱由李芳柏保释出狱(他曾任中共澄海县党组织的负责人)。此时已失去党的组织关系,但其思想上对我党的信念,当时并没有改变。又据当时松阳乡乡长赖锦涛向人私下透露:国民党有令下来仍在暗中监视着他在梅中的言行。中共潮汕党的特派员詹泽平进驻梅林时,根据上级指示把他当作进步知识分子联系过。黄在校中是最受学生欢迎的一位老师,他在每周星期一师生集会于礼堂中所作的抗日形势报告,和把上公民课变成社会学为入门讲座,特别受到学生的热爱。他与当地校医余秉真先生成为志趣相投的知音,按照秉真对黄主任在教学上的评价是:“他是在传播不挂马列主义招牌的马列主义。”总之,当时的梅中,在以一向同情党热爱党的民主人士李芳柏的主持下,又有了得力助手黄昌祺配合下,梅中成为南阳山区宣传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宣传革命思想的中心:例如当时正逢国共合作之间,有大批抗日的革命的进步书刊,其中包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涌进图书馆。在学生中举办全校运动会,这也与抗日救国联系起来,口号是“增强体质,蓄锐待时。”经常利用梅林圩日人群聚集的机会,向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曾有过李校长的侄儿在读大学的李家柱到梅中来看望其在校教书的父亲李芳谷,为梅中师生抗日宣传的热情所吸引,也参与宣传队,跑到街上声嘶力竭地作国难当头全民抗战的演讲。记得我初进梅中读书,便碰到全校学生参与的时事测试,其中一条题目“周恩来是什么人?”不久又参与全校学生的图画比赛(以抗日为内容),我画了一张命名为“抗战胜利的曙光”的图画,画面上有毛泽东和蒋介石握手为象征的国共合作,带着广大抗日的人民大众,奔向前面胜利的曙光。获得比赛第一名。其实这只是从报刊上模仿画成的(这是准许这样做)。还有每一学期多经常举行以抗日救国或努力学习为主题的学生演讲比赛,和以班级为单位的出版壁报比赛,以及学生的专题作文比赛等等。至于受惠来县城银河剧团带动影响,而在梅中兴起由学生主持的抗日救亡的话剧活动,更是高潮迭起,并深入到农村中去,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共同支持。虽然由于蒋介石所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图书馆内的红色书刊一批批地被清除以至消失了。政治环境,有所改变。但学校进行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教育,却是久盛不衰。这是得力于李校长的威望,和他与黄昌祺的斗争艺术及教育有方。李校长来梅中三年,为这原民办的中学完成了立案任务,我与致祥有幸在此就读三年,正当我们是黄金时代接受了很好的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马列主义的启蒙。

在我将毕业的那一学期,黄主任约我到其家里,深情地对我说,你毕业后我们都将离开梅中分手了!在此战争动荡的时期,也很难联系,为了帮助你继续学习健康成长,我把梅中认识交谊甚深的好友、校医余秉真先生介绍给你,别看他挺好开玩笑嘻嘻哈哈像个乐天派,这大概是他对自己的保护色,其实他是很严肃好正义而有真知灼见的人,你完全可以信赖他,他有鲜为人知的藏书,在学习上,他会热情帮助你的。从此,他丰富的藏书,便成为我继续求知的源泉,余便成为我最亲密的良师益友。

中学毕业后我只好到家乡中心小学教书去,我几乎每个星期日都到梅林赞元药房会见余先生,或借书,或还书,或请教交谈学习,或议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他最先给我借阅的,是社会发展史,使我进一步理解日寇侵华是帝国主义本质的表现。不久,我便向他表明:参加中共,献身于党的革命事业,是我唯一向往和可行的人生道路。并请他可能时帮助我实现这一愿望。他听了表示衷心的喜悦与支持,并说长期住在这封闭的山区,他不了解潮汕是否存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黄昌祺对他是无所不谈的,但黄从未谈及有关地下党组织的门路。我说在梅中主持了抗日救亡话剧活动,这实践中激发了我对戏剧的浓厚志趣,我很希望能到延安鲁艺学习去。他说延安现在受到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只能等待抗日胜利后联系到他的同学和好友,出身普宁,现在新四军工作的陈辛仁(笔名辛人)同志,可以帮助我成行。

我在家乡教书期间,惠来县六区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也是本乡人在同校当教师,并在教师中积极发展国民党员,一天在课余老师闲谈中,以这位区分部为首的一些教师竟大骂中国共产党,我一时沉不住气与他们引发一场大辩论。事后,我把这情况告知秉真,他却不以为然,并批评我说,这除了暴露自己的政治思想外没有什么意义,这些人的偏见,不会轻易改变的。为此,他与我谈国共两党的斗争史和许多白色恐怖的事实,使我大长见识,因我这失误也为以后惹来不少麻烦:我多次发现上课后回到在校的个人卧室被人暗中搜查。幸好我听从余的忠告,不在校中个人房间存放红色和进步书刊。更有甚者,在次年冬,家乡演戏,乘我在出外看戏时,我在校个人住房,被洗劫一空。我是该校最穷的一位教师,要偷不应以我为对象,我认为这很可能是有人出自政治上需要,又一次对我进行大搜查,为了掩盖,而安排出盗窃作案的假象。但事后学校并没有给我补偿或补助个人的损失。第二年春我拒绝了本社办的中心小学的聘请书,而跑到本乡另一较小社头办的聚云谷初级小学教书去,由于认识了余锦标,我才能离乡而到南小继续我的教学生涯。

1945年年终放假,我与致祥回到梅林,见到余秉真说明我们要到东江找游击队入伍的计划。余兴奋地告诉我,最近他发现我们梅中读书的同学赖步青,从东江抗日游击队回到家乡凤池村(梅林附近)。他已见过赖,彼此谈得很投机。是否去东江让我俩与赖见面交谈后再说。原来赖是从东纵抗日游击队被调回韩纵抗日游击队的,任副中队长,韩纵被迫解散后被组织派回家乡搞到职业掩护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此时他已了解到秉真政治思想倾向及其秘密的大量藏书,又从这藏书室中借书单中,了解到我和余致祥的名字和我们与他的关系。并把这一发现向中共普宁县委负责人之一的李习楷同志作过详细汇报。当我见到赖时便完全取得他的信任,他明确告诉我:“你们不必去东江找游击队了。这里正需要人,我们在家乡也可以搞革命”。他又介绍我亲去竹林村会见詹泽平同志。当我见到詹并系统汇报了我的思想的发展以及追求党的经历,以及提到李芳柏、黄昌祺、余秉真的名字时,他都表示熟悉和理解,并答应我请他作我入党介绍人的要求,从而,我荣幸地参加了党。中共普宁县委党组织终圆了我的红色梦。詹对我从梅中毕业后的道路都给予肯定,并在解放战争成为党的忠诚战士而作出可喜的贡献。老年人总喜欢回忆自己的一生。最近我作了两首七言律诗,一首是纪念为我参加革命而受尽磨难的父亲,一首是回首自己一生的晚年心态:

烽火岁月忆父亲

革命当年累父亲,顽凶逼害心如焚。

家人星散隐踪迹,父走远乡苦垦耘。

子遇凶神他救急,他临危病子难闻。

还乡解放辞人世,千人送葬慰父魂。

 

七二抒怀

岁月平凡届晚年,风风雨雨若云烟。

家殃根在山三座,私厄源来南霸天。

请命为民除匪恶,拓荒从艺伴琴弦。

一心跟党兴华夏,坎坷险艰也坦然。

 

 

(本文作于1996年,作者已于2012年5月在汕头逝世)

上一主题: 攻拔普宁里湖之战

下一主题: 没有了

英勇顽强的共产党员张声文英勇顽强的共产党员…
初心永葆莲花白初心永葆莲花白
普宁游运圆了我的红色梦普宁游运圆了我的红…
在西山大队的斗争岁月在西山大队的斗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