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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方与三年游击战争

2018-01-05 15:42:30  来源:杨建  浏览人数:623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此后,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在项英、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粟裕、方方、傅秋涛等领导下,在8省14个地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方方作为闽西南地区游击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以共产党员的英勇气概,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带领红军战士与数倍甚至几十倍的敌人周旋于崇山峻岭之间,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建立和扩大了游击据点,击退了敌人多次“围剿”,胜利地坚持了3年多的游击战争,使闽西南的红旗始终不倒。

 

1934年春为了牵制向中央苏区进攻的敌人,配合红军主力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中央军委决定派几个红军独立团到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同年4月,方方奉命从长汀到瑞金,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中央军委领导人亲自向他布置任务,决定他到永安去任红军独立第九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率领红九团在永安、宁洋、漳平、连城之间发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修筑漳(平)宁(洋)公路计划,拖住敌人后腿,并向泉州推进。

几天后,方方带领一批干部和宁化独立营共300多人抵达永安城,与吴胜为团长的红九团汇合。方方长期从事地方工作,对建党建政以及根据地建设有较丰富的经验。他与富有军事斗争经验的吴胜相配合,在他们的领导下,红九团指战员分兵深入村舍,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和扩大游击队、赤卫队,消灭反动民团,建立苏区政权,破坏了敌人修筑漳(平)宁(洋)公路计划,出色地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有力地配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国民党反动军队集中了8个主力师的兵力对闽西根据地进行灭绝人性的烧杀抢掠,闽西红军和游击队与党中央完全失去了联系,形势非常险恶。

不久,敌人东进纵队攻占了闽西的连城、清流等许多城镇,并向汀州逼近。红军福建军区第三作战分区部队在连南的朋口附近遭受挫折,站不住脚,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朱森(后叛变)带领司令部和明光独立营200多人转移到红九团开辟的新根据地来。朱森原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个中级军官,被俘后加入红军,担任过红二十四师参谋长,虽然有相当的军事知识,但缺乏游击战争的经验。在连南损失了100多人后,就失去了在朋口、官溪坚持游击战的信心,不顾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和战士们的反对,急急忙忙转移过来。方方、吴胜出于大局考虑,建议朱森要执行军委的指示,坚持连南游击战争,与红九团相互策应。朱森不仅不同意,而且怀恨在心,后来又给方方扣上“违抗中央指示”、“不尊重领导”、“闹独立性”等帽子。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方方被撤销了红九团政委的职务。而朱森在敌人的疯狂进攻面前,采取了硬打硬拼的错误战略战术,使部队遭到严重伤亡,后来又放弃指挥。这时,部队思想混乱,团的领导人之间又不团结。在这关系到部队存亡的紧要时刻,方方挺身而出,严肃地说:“队伍是党和工农的,你们尽管有意见,但不能把队伍放在这里置之不理。如果你们不指挥的话,我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资格对阶级负责任来指挥”。在方方的带领下,这支军心涣散的队伍又重新振奋起来,冲破重围向岩永杭地区转移,于1935年2月底抵达金砂与张鼎丞的部队汇合。

红九团抵达金砂后,由方方提议,张鼎丞在金砂主持召开了红九团和中共永定县委干部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鼎丞、郭义为、方方、谢育才、吴胜、朱森、罗忠毅、赖荣传等8人。张鼎丞在会上首先报告了中央红军主力突围长征的情况,和党中央关于留守中央苏区党的领导机关组成的决定,以及当前所面临的斗争形势、任务。接着,方方、谢育才等汇报了红九团和光明独立营等部队实行转移的情况。出席会议的干部都认为,由于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闽西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已处于一种没有统一领导和指挥而各自为战的状态,这种局面极不利于闽西游击战争,解决这个问题已刻不容缓。因此,方方在会上提出,为了统一闽西地区的军事政治领导,应成立一个闽西军政委员会,以张鼎丞为主席。这个建议当即得到与会同志的一致赞成。会议决定与红八团会合后正式成立闽西军政委员会。

会后,张鼎丞、方方率领红九团向永定东部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在陈东坑消灭了反动民团50余人,缴枪几十支,尔后回师埔永交界的下洋,又打了一个胜仗。3月中旬,红八团到达下洋与红九团会合。接着,张鼎丞在下洋主持召开了红八团、红九团和永定县委领导干部会议。首先由方方将金砂会议上议定的建立闽西军政委员会的意见提出讨论,得到红八团领导干部的一致赞同,会议推举张鼎丞为闽西军政委员会主席,正式成立了闽西军政委员会。张鼎丞在会上就如何依靠群众和坚持游击战争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闽西军政委员会的成立,结束了主力红军长征后闽西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因失去上级党组织领导所出现的各自为战的局面,这对坚持闽西3年游击战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935年4月,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等率领红二十四师一个营冲过了敌人重重封锁线,转战到永定与闽西红军游击队汇合。随后,张鼎丞在永定县上溪南区赤寨乡主持召开闽西地区党政军代表会议。会上首先由陈潭秋传达了党中央遵义会议后2月13日给中央分局的电报指示内容,并根据陈潭秋的意见,将军政委员会扩大到闽南,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以张鼎丞为主席,邓子恢为副主席兼财政部长,谭震林为副主席兼军事部长,方方为政治部主任,郭义为为组织部长,朱森为参谋长。确定了党在闽西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是:开展广泛的、灵活的、群众性的、胜利的游击战争。会议对闽西红军游击队的军事活动范围和兵力部署重新作了具体安排,其中以红九团第二营和明光独立营成立第一作战分区,罗忠毅为司令员,方方为政委,仍留在龙岩、连城、宁洋一带活动。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正是国民党对闽西红军游击队第一期军事“清剿”进入高潮。遵照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和部署,方方、罗忠毅率领明光独立营于4月底从永定金丰大山的雨顶坪出发,在红八团的配合掩护下,迅速穿越漳龙公路,重返岩连宁地区,同留在该地区的红九团第二营汇合,正式成立第一作战分区。随后部队分散活动,运用游击战术打破敌人“清剿”。他们时而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在外线和敌后与国民党“清剿”部队周旋;时而重返游击区,使敌人来回扑空。红军游击队还根据方方的意见,对地方上的绿林武装采取积极的争取政策,通过教育团结了地方绿林武装,同他们达成了互不侵犯的默契,使红军游击队在新区站稳了脚跟。由于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灵活的政策,第一作战分区终于在国民党第一期“清剿”中保存了有生力量,巩固了原来的红军游击根据地。同时,方方、罗忠毅率领的分区直属队,还在龙岩东北地区的大罗坪、天宫山、赤高坪、焦营坑等地开辟了新的游击根据地。

1935年8月,国民党第十师开始对岩连宁红军游击区发动第二期“清剿”。方方、罗忠毅带领分区直属队于7月底在雁白公路上伏击敌第十师一个通讯排,消灭一个班,缴获8支步枪和几担军服及一份“绝对机密”的文件。从文件上详细了解到敌第十师的“清剿”计划和兵力部署。于是,方方等决定红军游击队以班排为单位,“分散到外线去隐蔽整训,以待机找敌弱点”,“尽量做到短小精悍,灵活迅速,以适应当前战斗的要求,可以分散,可以集中”。

8月中旬,敌第十师果然按原计划对岩连宁红军游击区发动“清剿”,但却处处扑空,方知中了红军的“空城计”,不出10天便一无所获地撤回原来的据点。但是当红军游击队重返游击区后,敌第十师又立即发动更加严密的全线进攻,将主力部署在龙岩的白沙、溪口,宁洋的小溪,连城的姑田,永安的小陶一带,逐步推进,并实行“移民并村”,断绝红军同群众的联系。由于明光独立营和红九团第二营对敌人迅速回头进攻估计不足,缺乏准备和警惕,以致在优势敌军的进攻下遭受重大损失,明光独立营营长贺万德在作战中牺牲。方方、罗忠毅等在深山老林中辗转寻找被打散的红军游击队指战员,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努力,才将明光独立营和二营的余部重新集合起来,其中明光独立营五、六十人,二营七、八十人。这期间,被打散的红军游击队战士以机智、勇敢和惊人的毅力,战胜了敌人的“追剿”、“搜剿”和饥饿、严寒、疾病。

12月间,“清剿”的国民党军队相继撤离,方方等分区领导人为解决红军游击队的吃穿困难,决定把部队分成4股,每股四、五十人。由方方、罗忠毅、刘汉、温含珍、丘尚聪分别带领,实行单独活动,休整待机。一面打击地方反动势力,一面帮助群众恢复生计,终于度过了3年游击战争中最艰难的1935年。

 

1935年底,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通过在上海的联络站得到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和党中央“关于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于翌年初在上杭的双髻山召开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上讨论了中央的指示,分析了闽西南的局势,确定了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新方针新政策,决定实行与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各团体联合抗日讨蒋的策略。并把闽西南4个作战分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军第一、二、三、四、五、七共6个支队,各县游击队则改编为人民抗日讨蒋游击队或抗日义勇军。为加强抗日讨蒋的领导,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重新改组,以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简载之、方方、谢育才、邱金声、伍洪祥、廖海涛、张思恒、黄火星为委员,张鼎丞任主席,邓子恢、谭震林任副主席。

1936年春,国民党军队对闽西的红军游击队发动第三期“清剿”。此时,方方所属的红军游击队经过前段时间的分散活动、整训后,军事斗争形势出现了有利于红军游击队的变化。因此,方方等人决定4股部队集合,编为一个支队,以刘汉为支队长,丘尚聪兼政委,向敌人空虚的地区出击,争取打出一个新的局面。同时,抽调部分干部,配以两个班的武装,到杭岩连边界的贴长及梅花十八洞开展地方工作,建立新据点。支队此次出击,很顺利地扫掉了许多敌人进攻时新组织起来的反动民团,并在小陶截击了敌人东撤部队的后方辎重队,缴获了几十匹马和大量弹药,又在陈东坑大河祠歼灭敌军一个营。接着,挟胜利余威,一举袭击溪口镇,毙俘敌人100多人,缴获武器一批。

5月底,不仅整个地区的工作完全恢复,而且贴长、梅花十八洞一带的工作也已建立起来,还发展了数十人的新游击队。这时期,方方所属部队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联系已中断一年。为了得到上级的指示,了解形势的发展,决定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方和温含珍决定亲自去寻找军政委员会,部队暂由罗忠毅指挥。几天后,方方和温含珍在龙岩找到邓子恢、谭震林等军政领导人,汇报了艰苦斗争的情况后,军政委员会决定方方回去继续领导岩连宁边的游击战争,并把第二支队调去,方方为军政委员会的全权代表,指挥第一、二支队向北发展。

1936年6月,粤桂军阀陈济棠、李宗仁发动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闽西南的党组织由于未恢复与党中央的联系,而对形势估计不正确,在政治上产生了“左”倾的错误行动,过早地在游击区内进行土地改革,组织白色堡垒暴动,粉碎保甲制度等。这样,既违背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又多树了敌人,使游击战争陷于孤立,从而使得上半年开始缓和的形势又逐渐紧张起来。

8月,蒋介石瓦解了“两广事变”后,又增调粤军3个师配合闽西蒋军,对红军游击队实行更大规模的“清剿”。在这严重的关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接受了过去的教训,停止了“左”的行动,确定中心任务仍然是采用游击战争方式,以粉碎粤军的进攻。10月,方方、罗忠毅率领部队由龙岩东进,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部会合后,商定将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两个纵队,第一纵队下辖第一、二、三支队;第二纵队下辖第四、五、七支队。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组成军政委员会常委,指挥抗日讨蒋工作,粉碎粤军的“清剿”。在粤军入闽清剿的3个月中,红军游击队与粤军经过大小40多次战斗,保存了有生力量,开辟了广大新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取得了胜利。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感召下,果断地对前来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实行“兵谏”,发动了著名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蒋介石于14日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从汕头《星华日报》上得知消息。于1937年4、5月间,派方方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在延安,方方受到毛泽东、朱德的亲自接见。毛主席对闽西南的3年游击战争非常重视,并给予高度评价,还让方方到抗日军政大学作“三年游击战争”的报告,又到党校作“三年群众战争”的报告。

9月底,方方从延安返回闽西。10月,在龙岩白沙召开了“闽粤边区党代表大会”。会上,方方传达了党中央对闽西南争取和平、准备抗日的指示,强调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提高警惕,防止国民党顽固派的袭击。会议决定取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组建为闽粤边特区委员会,张鼎丞为特区委书记,方方为组织部长,邓子恢为宣传部长,谭震林为军事部长。随后,闽西南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开赴抗日前线。至此,闽西南的红军游击队,在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终于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清剿”,胜利地渡过了艰苦的3年游击战争。

3年游击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战争史上的光辉一页。正如方方在其后来所写的《三年游击战争》一书后记中所说的:“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是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同样的辉煌昭亮,表示工农阶级的子弟不可屈服,同样的在抗日阶段以及当前的爱国民主革命阶段,发挥了中华民族优秀子弟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泯的一页”。方方作为这一历史的创造者之一表现出的共产党员的英勇气概,以及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不计成败利钝,一心一意为工农解放愿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怀念和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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