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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功罪 历史无私

2018-01-05 15:34:16  来源:罗天 徐扬 林川  浏览人数:442

最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同意了中共中央纪委《关于对方方同志问题处理意见的请示》,认为,1952年对方方同志“土改右倾”、“地方主义”的批判,1953年对方方同志“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批判,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应予否定。作出了“撤销原给予方方同志撤销华南分局第五书记、常委、省政府第一副主席等本兼各职的处分,为方方同志恢复政治名誉”的决定。

中央的决定是实事求是的。我们衷心拥护。

(一)

1952年1953年对方方同志的批判、处分,就性质而言,是广东党史上一次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就范围来说是涉及广东全省各级党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涉及党的统一战线的许多朋友以及海外侨胞,国内侨眷的问题;就时间来说,反地方主义问题则延续到1957年。当时批判“冯、古地方主义反党联盟”,还与反右派扭在一起,更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华侨问题则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广东还提出六条错误决定;就后果来说,则造成了广东在一个时期政治上、经济上受到不应有的损失。由于伤害了一大批革命干部,这就不能不影响干部的成长、不能不影响了干部之间的团结。上述情况尽管41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许多错误已先后得到纠正,许多受错误处理的干部也先后得到不同程度的纠正平反,但其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无法补偿的。

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看,1952年对“土改右倾”、“地方主义”和1953年对“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批判和处分,是有可能避免的,理由是:

第一、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史上的重大斗争特别是三次左倾路线的危害都作了详尽的论述和总结,这对于统一和提高全党认识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第二、土改问题。建国初期,中央已经进行了历史总结,形成了“土地改革法”,纳入法制轨道,向全国公布。对带特殊性的华侨问题,中央已有明确规定。后又在答复华南分局的请示中明确:“严禁要海外汇款抵交斗争果实。”应该说已经是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了。

第三、叶剑英同志主持华南分局工作,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结合广东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方方同志坚决贯彻执行。

第四、全党经过延安整风,已经形成了一条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

第五、毛泽东1949年9月8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并林彪、邓子恢,指出:方方同志领导的华南分局、各地党委和人民武装有很大的成绩。新的华南分局及即将进入华南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应对此种成绩有足够而适当的估计,使两方面同志团结融洽,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以利争取伟大的胜利。

在这种客观历史条件下,可以说,不应该给协助叶剑英同志工作的方方同志横加“土改右倾”、“地方主义”、“官僚主义”、“分散主义”这四顶帽子的。只要能虚心面对客观现实,采取科学求真、实事求是的态度,那么,对方方同志的批判和处理的错误事件是可以避免的。可是当时的某些领导者却在若干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决策上,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背离了广东的实际情况,自以为是,反对叶剑英同志与华南分局科学分析广东客观存在的特殊性和制定正确的具体政策。这样可以避免的事情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列宁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看来这句话应验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

由此,我们可以深刻理解党中央、中纪委所作的决定的重大意义。这不只是对方方同志个人的问题,而是对许多被认为错误的东西重新肯定,被错整、错处理、含冤受屈的人给以平反,是对被扭曲了的历史本来面目的还原。这不仅使许多同志和群众感到高兴和欣慰,而且对增强党内团结、干部团结、党与人民的团结,对增强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团结,对有利于当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我省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历史毕竟是过去了的事情。总结历史经验,分清是非,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平反不是为了算旧账,更不是着重个人的责任。我们的愿望是,通过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为执行正确路线、团结一致的政治基础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更好的精诚团结,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同心同德,贡献力量。

(二)

1953年对方方同志的处分是根据华南分局1953年5月3日给中央的报告(下简称分局报告)而作出的。(见华南建设1953年6月增刊第二号),该报告虽然不是专题报请中央处分方方同志的,但却是有重点地突出了方方同志的问题,并且十分严重地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方方同志罗织了许多罪名,说什么“方方同志不尊重分局领导,不尊重党委集体领导,以个人领导代替分局领导,并有以自己领导的省府与分局分庭抗礼的表现,首先在省府工作的有关政策性,有关群众生活的重大问题,事前不向分局请示,不经分局讨论,由个人一批就发下去,而事情办不好,出了乱子之后,又不向分局报告,分局只有经过下面或其他方面才能知道”。“分局报告”中还列举了如下的几个严重问题要由方方同志负责。但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分局报告”与事实出入非常大。

1、关于废除小盐田问题。

解放初期,我国盐产过剩。1950年10月第二届全国盐务会议决定,裁废一些成本高、质量低、场地分散、不易管理的小盐田。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后,两广盐务局于1951年5月召开第三届全区盐务会议贯彻这一决定,并订出计划分别呈报广东省政府、华南分局、土委会、华南财委、盐务总局核示。1951年6月,华南分局指示,必须结合土改进行废盐转业工作,并将处理意见请示中央,经中央批复。7月华南分局根据中央指示,对盐田的处理意见作了修正,再请示中央,中央电复同意修正稿意见。

1951年11月26日,广东省政府发出《关于两广盐区土地改革中若干问题的指示》,并注明该指示是经华南分局批准。同月30日广东省政府主席叶剑英、副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联名对各行署、各办事处、专署、沿海各县政府发出“本省小盐区盐场应结合土地改革进行,希即组织领导机构贯彻执行”的指示。

以上事实说明:废除小盐田问题,华南分局是完全知道并批准的。“分局报告”却说,方方同志事先不请示华南分局,个人就作决定是无视事实的。

根据两广盐务局的报告,废除小盐田,大部分是在1952年下半年结合土改进行的。所发生的问题,大都是在方方同志这年10月补批1951年5月两广盐务局废除小盐田决定前所发生的。“分局报告”却把问题尤其是个别盐民思想不通自杀(实际是1人)之事说是在“补批”之后发生的,并夸大盐民死亡人数,称死亡26人,显然与事实不符。这一笔账是不能算在方方同志的头上的。此外,我们知道,方方同志1952年已不再分管省的土改工作了,把这段土改中出现的问题,归咎方方同志是不对的。我们认为,如果说,方方同志此事有缺点的话,就是在没有察觉问题的情况下,补批追认。废除小盐田发生了严重问题,却要方方同志补批,这是什么问题?这不能不令人怀疑是别有用心,而方方同志则上当了。可见,方方同志在废除小盐田的问题上是无罪和没有违纪的。他是受了很大冤屈的受害者。

2、关于整编小学教师问题

解放初期,国家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采取了紧缩财政开支和实行全面统一的财政方针、政策。整编小学教师是中央教育部根据中央的方针而作出的决定。1951年冬,中南财政会议和中南教育会议先后都作了研究和部署。华南分局也做了具体的决定,于1953年2月13日致电各地,要求各区党委必须督促各县限一个月或一个半月认真做好小学调整工作。而中南教育工作会议则指出这一要求过急。1953年6月中央还在对华南分局《关于整顿小学问题的指示》的复示中指出,为了把工作做得稳妥,不妨根据实际情况,酌量放宽时限。

又据了解,1952年广东省政府曾请示政务院和中央教育部、财政部及中南行政委员会,提出如何解决广东整编小学教师中有关困难的问题。后来又提出了如何处理的积极建议,如暂按中南教育会议,分配广东小学生指标为292万人(当时全省小学生为340万人),分配各行署适当照顾少数民族,老根据地及山区,超过中南指标学生,应维持读书。多余教员,(当时小学教师为11.6529万人,按1952年教育部整编小学教师的规定需缩编3.7万人)在未稳妥安置前,按原待遇维持下来,并拟增收学费办法试行民办公助方法,维持部分教员,在教员安置前的维持经费,请中央给予补助,以及建议多余部分知识分子由中央调用安置等。应该说,负责广东省政府工作的方方同志,是想方设法要做好整编小学教师这一工作的,当时省财政厅、教育厅联合发出通知,仓促进行教师整编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分局报告”却把这问题作为方方同志犯了分散主义,个人决定问题的错误的重要的例子,而华南分局却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是不公允的。我们认为方方同志没有瞒着分局和政务院、中南行政委员会擅自决定问题,没有犯“严重分散主义”的错误。

3、关于收购土糖问题。

1952年,我省土糖产量激增至410万担,超过收购能力;主要负责收购的百货公司、合作社因资金缺乏,放弃原收购计划,造成土糖市场过剩,糖价下跌。

“分局报告”不向中央如实反映糖价下跌的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没有反映华南分局、华南财委根据中央指示压低收购价和中央答应收购300万担的款未按期拨下,直到同年12月问题还未能解决等情况。却指责方方同志不执行分局某领导同志的决定,中止拨款收购土糖,糖价惨跌,(根据查证,并无分局拨款的实据)。所造成严重后果,如“致使农民受到严重损失和恐慌,对党和政府极为不满,粤中植蔗部分地区曾于旧历年关发生农民包围区乡政府,撕毁毛主席像等严重紧张情况”的罪名全部加在方方同志的头上。方方同志在收购土糖问题上受处分也是冤枉的。

4、关于普修公路问题。

广东地处国防前线。解放初期,为了加强国防建设和发展国民经济,急需加快修复公路。1950年10月抗美援朝运动展开,上级期限于1951年3月底将全省主要公路干线修复通车,中央还指定广东修复四条国防公路干线,并从中南五省抽调工程人员和技工共30000多人,集中帮助广东修复公路。在分局和省府领导下,全省主要公路干线得到修复。1953年1月,华南分局又作了新的部署,指示要求集中力量,争取早日完成华南国防公路的修建任务。该指示是方方同志请谭政同志(分局第三书记,华南军区政委)审定后签发,以叶剑英、谭政、方方同志联名发出,并报中南局、中央交通部、抄送陶铸等同志,同年1月,经广东省政府批准,省交通厅发下发了普修公路计划,后接华南分局通知,以全省正在土改复查,农民准备春耕为由,普修公路改为重点整修,交通厅按分局指示修改计划。“分局报告”把省交通厅普修公路的计划,说是方方同志个人的决定,是完全与事实不符,不能算是方方同志犯了错误,更不应该作为处分方方同志的依据。

5、关于兴修水利工程问题。

“分局报告”所讲的水利工程是指中山丰顺大围、南海樵北大围等水利工程。这些工程是五十年代初由珠江水利工程总局负责兴办,并提出方案报中南水利部审核,再报中央水利部审查批准后兴建的。兴修水利,为民造福,是大好事。却指责方方同志不向分局报告,更甚者,编造浪费材料,列出“基础炸石多用黄炸药”,“黑泥土可用人工挖,但赶工用炸药”,浪费16亿元(即现在16万元),但又说明是未查实的数字。用炸药炸石、挖土是先进的施工技术,而且是争取在汛期前完成施工的需要,怎能说是浪费呢?实践的结果证明,兴修和建成中顺大围、樵北大围等水利工程是十分重要的,对巩固堤围,提高防洪抗灾能力,对发展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所起的作用是很巨大的,并且为党和政府治理珠江三角洲的防洪抗涝、灌溉防旱创造了重大的经验。“分局报告”把方方同志不应负有责任的问题当作方方向分局闹分散主义和存在严重官僚主义,是不实事求是的,以此对方方同志进行处分是不公道的。

综上所述,“分局报告”向中央所反映的和罗织方方同志犯严重“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主要依据和罪名是不真实的。因此,“分局报告”中所说方方同志的严重错误“是在去年七月反地方主义与农民运动右倾时未能从思想上真正解决问题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的论断和作为处分的依据,更是不能成立的。

1952年批判方方同志的“土改右倾”、“地方主义”,是在华南分局同一个扩大会议上围绕着土改问题而展开的。它们既有不同的各自特定的内容,又有其内在的互相关系,因此,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研究,弄清是非,是有必要和好处的。关于方方同志的所谓“地方主义”问题,在干部问题上,涉及到“地方主义”的主要方面,已有文章论述,在此不重复。关于批判方方同志的“土改右倾”问题,我们着重谈以下五点看法:

中共中央在叶剑英同志一九八六年逝世时致悼词中指出:“他在领导广东省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根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同广东省的实际相结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结论为我们研究方方同志土改是否“右倾”的问题提供了指针。方方是叶剑英领导广东土改的主要助手,坚决执行叶剑英制订的政策,这是有口皆碑的历史事实。现在党中央为方方同志平反,更清楚地说明了方方同志在广东土改问题上是正确的。

1、方方同志在土改问题上没有犯迷失方向的错误。

方方同志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秋收前一律不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的指示和1950年1月广东省首次党代表会议所确定的第二项战斗任务,即“继续剿匪反霸,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准备群众,准备干部,准备办法,争取今冬土改”,并在当年开展了清匪反霸,减租减息有规模的农民运动。华南分局个别领导在1952年8月认为1949年冬到1950年秋三县土改试点前,广东没有农民运动,是迷失方向的论断是错误的。且不说解放战争时期广东许多游击根据地开展了减租减息的农民运动,就是解放进城后,分局也领导各地普遍开展了剿匪反霸,减租减息运动。1949年冬,潮汕地委刚成立一个月左右,即组织工作团至潮安,1950年春耕前后,又组织潮阳、揭阳各一个工作团,开展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的农民运动,就是有力的证明。

1950年5月1日,解放海南岛当天,华南分局即开会,进一步研究土改问题。1950年,华南分局确定在兴宁、龙川、揭阳三县进行土改试点,创造经验,然后向全省铺开,三年完成土改,是经请示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南军政委员会,并获批准。同年10月,开始了三县土改试点工作。随后,由于抗美援朝形势的需要,毛泽东同志指示,扩大广东土改试点的面,华南分局把三县的土改增至十一个县,并于12月14日向中央和中南局汇报,同样得到批准。

为了加快土改,1951年1月18日,华南分局提出“稳步加快”的方针,计划全省在这一年必须大面积展开土改运动,并向毛泽东同志作了综合性报告,毛泽东同志电复叶剑英同志:“1月18日综合报告收到阅悉,方针是正确的,成绩也很大,可照你们的各项计划去做。”1951年2月,方方同志在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作了“号召全省党政军民紧急行动起来,争取在1952年春耕前大部分地区完全土改”的广播讲话。事实说明,解放广州进城后,方方与华南分局领导同志在农民问题上并没有迷失方向,没有忘记了农民,忘记了土改这一带全局性的根本问题。

2、方方同志没有拒绝土改的先进经验。

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刘少奇同志在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报告中提出的“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是吸取党在战争时期土改的经验教训和考虑全国解放后新形势下新区如何土改而制定的,是历史宝贵经验的总结,也是代表先进的经验,并纳入法制的轨道。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个人,全体人民都必须遵守和贯彻。对土改的进程和结果,做得怎么样的评价,谁是掌握了先进经验,还是拒绝先进经验;做得好还是不好或者是不大好;是“左”还是“右”;是对上闹独立性,还是守法遵纪;是肯定成绩的同时,在一些问题有严重失误,或者一切都好,都应以是否符合“土地改革法”,土改的总路线、方针、政策,达到土地改革的目的,作为衡量的标准。我们认为确立这一基本观点和共识,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方方同志协助华南分局按照“土地改革法”,土改的总路线,结合广东实际,制定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和实施办法,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并已得到中央的肯定。据此,可以说,方方同志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是运用先进经验来指导土改,不存在“土改右倾”,也不存在所谓“拒绝先进经验”的“地方主义”。

3、以叶剑英同志为首的华南分局,抓准广东的特点,从实际出发,根据党中央土改的总路线、方针、政策,制定一系列的具体政策,特别是《广东省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广东省华侨土地处理办法》,后来政务院颁布的《土地改革中队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方法》(广东省政府即指示以政务院颁布的《办法》为准),是体现党和国家及人民(包括农民在内)的根本利益。仅以党争取和团结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政策为例,广东是重点侨乡,解放初期,华侨人口600万人,占全省人口3200万人的五分之一,加上侨眷,比重就更大。这是广东的特点,土改中应有特殊的政策。贯彻落实得好,或者认为是“右倾”而没有付诸实施,结果大不一样。1951年12月中央规定对华侨地主余粮不准追至海外,但中南土委违背中央指示精神,于1952年3月作出“不应以国内财产为限”的指示。为此,华南分局请示中央,中央复示:“严禁要海外汇款抵交斗争果实。”但中央的指示得不到落实,结果是影响很不好。据广东省侨办1994年6月15日工作汇报材料统计:全省应退农村侨房1702万平方米,累计已退还使用权1677万平方米。未退的尚有25万平方米。为落实侨房政策,中央、省、市、县、乡镇共拨款50880万元。城镇应退还城镇私改、代管、土改没收城镇侨房778万平方米,至1993年底仅退还351万平方米,占45%,尚未退还的427万平方米。侨胞对迟迟未能落实政策意见很大。以上事实足以证明土改期间不贯彻华侨政策的严重后果。文革期间广东对海外华侨有关问题的六条规定,又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党和国家重视和落实华侨政策,加强开展争取和团结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工作,调动了华侨、华人、港澳同胞支持祖国和家乡建设的积极性,据省侨办统计:1979—1993年,全省实际利用投资240亿美元,其中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占70%以上。1978—1993年底,全省接受华侨、港澳同胞捐赠折人民币105亿元,共修建学校4861间,866万平方米,修建医院1353间,130万平方米,还修建了一批敬老院、托儿所、幼儿园、影剧院、图书馆、华侨大厦。此外,全省侨属还接受海外亲友赠送小型生产机械,兴办工厂企业4.1万多家,安排就业50万人,提高了归侨、侨眷生活水平,发展了侨乡经济。经过40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方方同志协助叶剑英同志与华南分局在土改中所制定的华侨政策,是完全正确的。1952年批判方方同志认为华侨多是广东缺点之一,是缺乏阶级分析,忽视农民利益,多照顾华侨利益,多为华侨说话,是“土改右倾”,是不实事求是的。相反,对广东农村缺乏全面的正确阶级分析,置中央和华南分局规定的华侨政策于不顾,造成严重后果,显然是“左”的思想影响和“左”的表现。

4、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农民活动中,及时纠正出现的某些违反政策的偏差,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胜利完成土地改革伟大任务,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都是完全必要的。1951年6月叶剑英同志向省直属机关干部作了“纪念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周年与华南当前的斗争任务”的讲话中,充分肯定土改第一阶段的“八字运动”取得的成绩,指出“斗争在继续进展着,运动正处在伟大高潮中”,同时又指出:“由于少数领导运动的干部,立场不够正确,政策不易掌握,误以为‘左’就是坚定,打吊就是坚决,要满足群众的要求,可以无限度的清算和追挖,所谓不打不服,乱捕乱打,单纯追挖底财的现象,已有不少地区发生,……某些地区形成一场敌我不分的混战局面,”并指示:“各级党委,各级领导土地改革的同志,用庄严的态度,虚心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对于土地改革问题上历次指示,用以教育干部,教育群众……向干部群众交代清楚政策,说明哪些应该做,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哪些怎样做,把政策界限加以划清,把工作方法明白指示,运动中产生出来的某些偏向和错误,是可以而且应该避免的。”方方同志在《学习毛泽东思想,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的讲话中,提出“当前我们广东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发挥广东农民群众光荣的革命传统,加强业已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的领导,使之继续高涨,争取一、两年内完成土地改革”,“要坚决发动贫雇农,依靠贫雇农,又要在贫雇农核心形成后,紧紧地团结中农和联合一切反封建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进行反封建斗争”,“要坚决反对与封建阶级妥协的右倾思想,又要防止不讲斗争策略,不分主次轻重先后,甚至打了自己的混战状态”。

叶剑英、方方同志的讲话在肯定农村开展“八字运动”下取得成绩的同时,都提出要加强党的领导,贯彻好土改总路线总政策,注意防止和克服一些地方出现的政策偏差。他们的讲话,是符合刘少奇同志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议上作《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中强调“我们今后的土地改革中,不能容许混乱现象的发生,不能容许在偏向和混乱现象发生之后很久不加以纠正,而必须完全依照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及其所决定的方针、政策和步骤,有领导有计划地有秩序地去进行”的讲话精神的。叶剑英同志的讲话绝不是像华南分局个别领导同志所批评的那样“对土改问题基本上是动摇的”。有的领导同志,批判方方同志的讲话,是“右倾”,压制农民运动,对运动泼冷水,是不正确的。实际上,这些批判者所提倡的是:对群众落后的自发思想,作无原则的迁就和歌颂,而放弃自己的领导责任。

5、在贯彻土改的总路线、方针、政策上没有对上闹独立性。

——叶剑英、方方同志在土改的重要部署和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均请示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南局,得到批准后才实施的。

——叶剑英、方方同志和华南分局根据“土地改革法”和土改的总路线、总政策,结合对广东特点的正确的阶级分析,制定若干重要的具体政策(如华侨政策)是正确的,不能认为对中南局所定的不符合中央规定的华侨政策(如对华侨地主的余粮可追至海外)有意见,就说是对上闹独立性,真正对上闹独立性的不是方方同志。

——1951年7月《长江日报》在广东的同志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连续发表两篇社论对广东土改大加指责和若干问题上的不正确批评。方方对此有意见,是正常的,允许的。既然你有批评的权利,难道就不允许人家有表示不同意见的自由?随意把别人的不同意见,上纲为向上闹独立性,这真是大霸其道了。

方方同志这一广东党内最大的冤、假、错案,虽然获得了彻底平反,但留下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从中吸取教益,是很有必要的。

第一、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唯物主义原则,尤其是在路线、方针、政策的重大问题上更应该如此。不能以主观思想代替客观现实,以感恩代替政策,以个人偏见代替原则是非。1952年1953年对方方同志的批判和处分恰恰是违反了上述原则。如前述,广东华侨问题的特点和制定的政策,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客观需求,当时有些领导人不从客观出发,来反对这种客观的特殊,说:广东如果有特殊,那就是一是新区二是队伍严重不纯。这一来,就为反“土改右倾”、“地方主义”制造一个特殊的论据。至于反“地方主义”论据何在?未经过细的调查研究,凭主观猜测就作出结论,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工作中产生一些缺点错误是可以谅解的,但完全违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则是十分错误的。

第二、必须认识干部问题是革命事业成败的关键。党的干部政策应该是“五湖四海”、“德才兼备”。由于干部各有不同的经历,因而有不同的表现和差别。这就要求领导者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承认这是历史的必然。在处理各种问题时,必须以党的政策原则为准绳,必须充分做好调查研究,坚持既严肃又慎重,坚持是非分明,赏罚公正。坚持爱护教育为主,组织处理为辅。要防止以偏概全,以局部当全局。防止偏听偏信,错断错理。更不可怀有私心,主观主义,自以为是,自以为高明。使党的利益受到损害。

第三、党组织的一级领导机关,特别是高级领导机关,在向上级特别是向中央报告同级党委成员或其他干部的重大问题时,一定要大公无私地如实反映情况,并与本人见面,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以便上级领导进行全面分析情况,做出正确的处理。决不可从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出发,无中生有,捏造事实,颠倒黑白,罗织罪名,使上级领导不明真相,做出错误的处理结论,最后还得给予平反、纠正,严重损害党的上级领导和本领导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

第四、处理案件、处理干部问题一定要防止扩大化。株连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在党内斗争历史上有过深刻的教训。冤有头债有主,各负各的责。绝不搞株连,打击一大片。否则,会造成纷乱,丧失人心。

第五、坚持党的民主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有偏必改,有错必纠的方针。不论什么人,凡是对自己被处理的结论有意见,向有关党政部门申诉时,一定要接受其本人或其家属,以至朋友代其提出的申诉,并由有关部门指定专人认真进行复查,查清情况,依法、依纪做除实事求是的结论,该维持原处理的,不能迁就,不作改变。属于冤案的,就是本人已逝世或几十年未解决的冤案也要为其平反。决不可不管不问,将错就错,一推了事,采取对党对申诉者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态度。在复查和正确解决方方同志这一大冤案的问题上,党中央、中央纪委、广东省委、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党史研究室和联合复查组,坚持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贯彻“有错必纠”的方针,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好榜样。我们要很好学习。

第六、由于方方同志被错误批判“土改右倾”、“地方主义”、“官僚主义”、“分散主义”并受到撤销职务的错误处分,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干部的团结。经过中央决定对方方同志的冤案彻底平反后,我们一定要更加增进党的团结,更加珍惜党的团结,而不可以对党的团结有任何削弱。

(三)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经过艰难曲折,历经险阻,才最后取得的。党内的高、中级领导干部,也是随着革命的进退反复而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命运与党的路线的正确与否是息息相关的。在正确路线时期,能否执行好正确路线,对每个领导干部是一个严重考验。而在错误路线时期,对每个领导干部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特别是面对错误路线,有各种不同的态度;有的是坚决执行,坚持错误,甚至踩人一脚,自己爬上去,乘机夺权。有的是随波逐流,认识不清,明哲保身,听天由命。有的是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挺身而出,反对错误。这是历史事实。我们庆幸方方同志沉冤昭雪之余,回顾方方同志一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经历过的三次受错误路线迫害处分,对照方方同志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态度怎么样,可以更客观地全面评价方方同志。

1930年,东江特委调方方同志任汕头市委书记,方方同志对东江特委执行“立三路线”,不切实际地组织城市暴动,持不同意见,受到批评处分。被调回普宁协助县委工作,争取群众,中立一般工商界;孤立了少数顽固分子。促使工商户,直接供应苏区物资,促进当地进步教师建立“反帝大同盟”组织。不久,调任潮阳县工农革命委员会党团书记。

1933年,中央苏区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方方同志由于拥护罗明同志的正确主张,也受到了错误批判,从前线调回后方。他没有消沉,认真做好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的工作。他领导才溪乡出色地完成扩大红军的任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该乡为红军做出重要贡献,有9军(军级干部)18师(师级干部)之称。

1934年方方同志被派到红九团任政委和军政委员会主席,经过全团同志共同努力,1934年秋,红九团建立了一个纵横三百余里,四五万人口的根据地,有力地配合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但被“左”倾冒险主义的拥护者指责闹独立。当时福建军区第三作战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朱森,向军委军区乱告方方同志的罪状,撤销了方方同志红九团政委的职务。方方同志服从党组织的决定,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做群众工作。当时正值红军主力长征,敌人乘隙侵犯苏区,红九团和所在游击根据地被敌围攻,三分区司令员朱森指挥错误,部队伤亡过重。朱森又放弃领导致队伍混乱,无人负责。在这危急关头,方方同志挺身而出说:“队伍是党和工农的,你们尽管有意见,但不能把队伍放在这里置之不理,如果你们不指挥的话,我以一个老党员的资格,对阶级负责任来指挥……”在他的带领下,红九团突围,与张鼎丞同志率领的部队顺利会师,在张鼎丞同志领导下,成立闽西军政委员会,方方同志任常委兼政治部主任。

方方同志这三次受处分,以及1952年和1953年的批判处分,他都表现了不仅在战争年代,与阶级敌人、民族敌人的残酷斗争中,不怕牺牲,不怕艰难险阻,坚忍不拔,顽强战斗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而且表现了受到错误批判和组织处分,受屈含冤的时候,坚决服从党的决定,不计较个人得失,顾全大局的高尚品质。他任劳任怨,积极工作,深入基层,联系群众,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如1953年受处分后,他到曲江马坝蹲点,因疲劳过度而昏倒。在中侨委,他也经常带病坚持工作,协助中央制定了一系列侨务政策,团结侨胞侨眷,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的事业,革命到底。

从方方同志五次受到批判处分的表现,看到了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崇高的革命品德。他每次受到处分后,都在新的岗位上,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这一切,说明了方方同志是一个具有为党为人民贡献一切的彻底革命者。

(四)

革命一生,沉冤半世。千秋功罪,历史无私。方方同志虽然盖棺二十三年才得论定。但这也正说明正义不灭,真理永存。

方方同志历经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各个历史时期,领导过地方工作、部队工作、白区工作,经受过险恶严峻、出生入死的考验。是我党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久经考验的优秀领导干部。方方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历程中,由于主客观原因,不可避免地在工作上犯过失误,但他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牢牢树立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革命人生观,理论联系实际,敢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强的党性原则,服从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善于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拼命工作等等的崇高革命品德和优良的工作作风,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多次表扬。“南天多豪杰,方方是英雄”,朱学范同志这个评价是恰当的。

建国四十五年了,而方方同志鞠躬尽瘁,视死而归,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中华优秀儿女沉冤四十二年,抚今追昔,言之心酸。这不能不令人痛惜,也令人沉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让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努力工作。

作者简介:罗天,普宁市人,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90年离休后,连任广东省老促会理事长,2001年1月31日逝世。 

      徐扬,潮安县人,原湖北省基建委员会副主任、副书记,湖北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1987年离休,已逝世。

      林川,惠来县人,原韩纵二支队长兼政委, 中共潮汕特委军委会主席,解放后曾任广东省高教局局长,汕头大学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1992年离休,2014年4月8日逝世。

 

(本文作于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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