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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时期的普宁合利书店与天和印刷厂

2016-07-20 11:02:35  来源:郑寿松  浏览人数:862

抗日时期的普宁合利书店与天和印刷厂

合利书店旧址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号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疯狂侵略。潮汕党组织在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抓住广大人民群众高涨的抗日情绪及国民党被迫同意合作抗日的有利时机,放手开展各阶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普宁县工委在发展和巩固青抗会、妇抗会、中小学校等阵地的同时,派党员、青年、学生深入农村放手办夜校、妇女识字班,利用“守菁队”、拳馆、闲间、“父母会”、“姐妹会”等农村旧有的组织形式,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8年6月下旬,普宁县工委决定在流沙创办书店,12月底潮普惠南分委决定办印刷厂,印发党的稿件和刊物、报纸,开展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

我于1937年参加党领导的青抗会,12月由郑苏民在学校介绍入党。1938年5月间,县工委领导调我任交通员和书店发行员。开始办书店时无资金,罗天、郑淳和我凑出175元。我经常路过陈店、峡山、和平、棉城,坐船上汕头新文化杂志社定购《新华日报》、《抗敌导报》、《群众》、《解放》、《大众哲学》、鲁迅读物等报纸、书刊,隔天用借来的单车载一部分回流沙。书店没有地址,便临时利用江宁静医生的眼科诊所。用一只大竹箩装放报纸、书刊,除三日一圩的流沙圩于设摊销售外,我平时肩挑销售于地下党开展宣传、组织活动的中心阵地——兴文中学、梅峰中学、流沙中学及泥沟的德育学校、涂洋的义方学校等。书店虽无正式门市和商号,但是工委领导已予命名,账务、货票都启用“合利书店”。6月末,县工委在流沙健强路租下一间仅有15平方米的简陋小铺作书店门市,这就是合利书店正式开业的时间。开始没有书橱架,便利用铺窗的外摆,暂作书店的陈设。7月间,上级调来方佑善,书店增加到2人。方佑善负责店里、门前的管理销售,我负责购书、发行及交通联络工作。

书刊、报纸及革命读物发行量的逐渐增加,表示着人民群众及知识分子的不断觉醒。担负抗日宣传任务的合利书店,很受广大群众、知识界的欢迎。为满足形势迅速向前发展的要求,书店必须扩大。10月间,上级指派张重仁负责合利书店,从此大家都叫他张老板。由于铺面狭小,工作不便,不久书店搬迁到胜利街。县工委原在流沙胜利街租有一座二层楼房。因此楼下就做书店门市。我们从泥沟学校借来一个成绩橱作摆书橱,另做一个书架和一个长条柜,这便是书店的陈设。因为铺面向东,太阳照进柜台,一贯与我党有联系支持革命的张青山(即张声仕)便从家里拿来一张白色大帆布避日,并在帆布上书写《合利书店》四个大字,开张营业。然后,我们用多种办法从汕头新文化杂志社转来一批进步报纸刊物及书籍。我们也常常亲自出门购买。一次,我与张重仁从流沙步行至揭阳北门,夜宿于郑敦家里,翌早在榕江北岸乘船东上汕头,购进并带回一大批书报、杂志。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分委(当时普宁县工委已撤销,成立潮汕中心县委潮普惠南分委)考虑到汕头有失守的可能,我们发行的报刊书籍必然运送困难,甚至来路被切断。怎么办呢?经过充分酝酿筹备,分委决定自办印刷厂。我们通过汕头地下党关系,购到旧六度印刷机一台,照镜一架,及铅字粒、用具一批。原来的资金已经所存无几,我们又以合股投资的名义筹集资金,由罗天、郑淳、张重仁、张青山、洪日善和我投资筹款,款额不够时由张青山负责借用筹足。在12月初,由张重仁带钱到汕头接运印刷机,并购买300令白报纸、部分道林纸和各式油墨印刷用品。因为白天日机常侦察轰炸汕头市,货物搬运不安全,所以在夜间装运,路上机警的通过国民党层层关卡岗哨,经历艰辛险阻,终于在次日转运练江至大扬美上水搬入流沙。接着汕头地下党派来陈峻高、周炳南、李联金、管其轩4人当印刷工人,过几天,印刷工人又增加周修桂。工人中陈峻高、管其轩是共产党员,陈峻高又是党小组长。后来李联金、周炳南也被吸收为共产党员。印刷机安装在书店楼顶,中旬天和印刷厂正式开业,汕头沦陷时,潮普惠南分委即改为潮普惠揭中心县委,领导机关也曾设在书店楼上。流沙这个简陋不起眼的小小书店,既是革命书刊发行站,又是党领导四县人民革命斗争的中心。中心县委领导人陈初明、罗天、郑淳等经常在楼上开会,研究问题,布置工作。领导指定我除书店工作外,还负责中心县委交通站站长。交通员郭克、李一松、陈树益、陈克平等同志常住书店担负传达县委指示和接送文件等任务。印刷机在楼顶不久,由于机器的噪音影响了县委会议、研究问题、布置工作的开展,便把整套印刷设备搬往河西操作。

合利书店和天和印刷厂是地下党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印发报刊、书籍宣传群众的两个互相联系、紧密结合的单位。张重仁是总负责人,但他主要是抓书店工作;印刷厂由洪日善主要负责,会计出纳分别是陈锡爵、何书锦,我分工发行、分送工作。店、厂一切的账务管理没有分开,均统一核算。印刷厂印有《党支部工作纲要》等党内文件,翻印毛泽东著作单行本《论新阶段》、《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各3000册,还印了很多抗日歌谣等。印刷工人及工作人员已增加李信河、卓松水、陈少卿、林雄等人。在初时书籍较少的情况下,张重仁托其胞弟张鸣忠在上海帮助买书籍寄来,其中有《西行漫记》、《鲁迅全集》、《唯物辩证法》等。合利书店担负发行任务,在书店门市销售外,发行渐渐扩大,有东、西、南、北四线。东线的华林学校、两英圩、峡山;西线的涂洋、梅峰、里湖、金坑、石牛埔南侨中学;南线的葵潭;北线的泥沟德育学校、棉湖等。各地分别由陈成德、杜德溪、周春茂商号、方荣森、王有儒、李皆禄、林养迪、吴孙光、林气乾、林逸生、陈克光等负责发行。及时把革命的精神粮食输送到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中去。

洪阳是国民党政府、县党部所在地,在当时来说是政治的中心,反动势力也相对的在此集结。而流沙,可以说是经济的中心,是三日一圩集市者众多的商场。这里却是我们党开展革命工作,宣传发动群众,搞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阵地。1939年6月21日汕头沦陷,为了预防、对付日寇进一步对潮汕腹地进行骚扰、破坏,中心县委指示把天和印刷厂转移到大南山陂沟村,但由于流沙的重要,《青报》编辑仍留在流沙。因此我们一般是下午或傍晚从流沙带稿件进陂沟印刷,翌日早晨送出流沙合利书店发行。有时深夜一二点钟脱印即送,经常是我和郭克负责,张重仁也曾亲自带送过。流沙离陂沟村8华里,中间要经“庵仔径”过岭,偏僻、荒凉,每每有山狗野狼嚎叫之声,一遇下雨,路道更加难走。可是我们没有考虑生命的危险,只一心想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在陂沟短短半年时间里,由于汕头的沦陷,合利书店不能再从汕头购书,上海的邮寄也断线,为了解决小学教材和配合抗战需要,我们没有被困难吓倒,中心县委指示自编自印战时教材、抗日歌谣供日校、夜校学习。我们除翻印《战略与策略》、《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各3000册外,编印了小学五六年级历史8000册(王贯三、郑淳编)、语文8000册(陈焕新主编,因郑淳也参加意见及编审工作,故记得当时署名为“陈一淳”编),尺牍读书8000册(陈乃华编),潮汕乡土地理8000册,还大量印刷县委于党的生日7月1日创办的《青报》。《青报》编辑陈洁、王森泉(致远),负责收集电讯、新闻等资料,定稿后交我们带入陂沟排印,第二天早就把几千份《青报》用单车载到流沙合利书店出售、分发。《青报》是三日刊。发到县内的区、乡、学校、青抗会基层组织的,由交通员送去或单位派人领取;发外县的,则由交通员送到中转站交接。如揭阳县的送到棉湖,潮阳县送到陈店,惠来县的送到汤坑由马金太转交。

1939年12月间,日寇尚未进犯流沙。为便于印刷和工作,中心县委指示把印刷厂重移回流沙河西。由于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加紧限制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的活动,国民党当局对合利书店发行大量报刊、杂志、书籍,惶惶不安,于1940年2月间,国民党县党部准备派二区警察所搜查合利书店时,潜在国民党县党部的女共产党员方雪昭得知消息后,即刻报告中心县委。我们立即把主要文件、书刊转移到流沙学园。当天下午4时许一班警察来搜查书店,无理没收我们8担书报。他们虽没有捞到稻草,但以此查封了书店和印刷厂。我们通过李秀畅的关系,做李万利商号的工作给担保而启封,但不准我们继续印刷发行。《青报》是中心县委机关报,停报原因要告知读者,我们便想方设法印发最后一期一一《告读者书》。我们先在流沙排好版由周炳南、郭克骑单车42公里到揭阳,通过在国民党《扫荡报》印刷工友的关系,偷偷印刷几千份,连夜载回流沙发行。由于投资盈亏问题的原因,一些同志意见不统一而退回投资。时有李漠枢同志另投入2000元,组成新机构,我再投资500元。

国民党发动了抗日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逆流后,对于我们的抗日救亡工作更进一步的骚扰和破坏。上级为了保存印刷设备及继续工作,指示我们把印刷机转移,情况危急,时间紧迫,我们立即将印刷机拆零肩挑到我的家乡桥头十三乡,藏放近月,最后定点揭西钱坑。林孚持支持印刷厂转设在他家钱坑东门溪内园瓷窑。瓷窑原是“四点金”的一畔厝包,有5间平房,算上围内阔地,面积约200平方米。瓷窑东面新圩,西面老圩,北面有个大池塘,南畔横过榕江,四周竹林、树木成荫,野草丛生,翠绿茂盛,着意环抱,附近路上行人看不见,瓷窑处于特别幽静之中。这时县委指定我为负责人,余彦士管理财务。国民党顽固派妄图堵塞党的政治宣传喉舌,扼杀蓬勃发展的普宁抗日救亡运动。合利书店虽然被迫停业,但天和印刷厂继续坚持了印刷工作。我们翻印了大量的书刊,《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各3000册,《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工人运动》、《什么是阶段》、《工人运动史》、《什么是民主主义》、《哲学初级读本》各2500册,《少年园地》(王阿夫编)每期1000册,《曾纪织纪念刊》250册等。当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因书名显赫惊人,使读者有点惧怕不敢问津,我们在非印不可的情况下,换汤不换药,改了标题,不变内容,由曾鸣书写上《论革命战士的修养》。合利书店停业,我们就通过里湖集源书店发行至潮、普、惠、揭所属各地;通过棉湖吴兴记商号吴孙光中转发行至梅县、闽西南一带。1942年6月5日“南委事件”后,上级林美南叫人通知并带我去揭阳南门街找余为龙,然后在一户人家的厝内与我会面,谈了当时严峻的革命形势,指示我们立即停止活动,疏散隐蔽。我在林美南指定的一个小旅馆住一宵后回钱坑,迅速组织行动。首先把印刷机件船运到金坑,寄在溪园林气乾家,12月由工人陈家秋介绍卖给揭阳陈映川,钱款30000余元由张珂敏处理。在国民党公开反共、白色恐怖笼罩潮汕的这时,南方局保护党的组织、保存革命力量,指示暂时停止党的活动,人员疏散隐蔽。我们厂的同志有的到香港,有的仍在潮汕隐蔽,等待时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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