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涛拍孤岛 虎穴藏忠魂 ——采访汕头抗日老战士、虎口余生的陈仲豪馆长

时间 :2020-02-06 作者 : 来源: 浏览 :98 分类 :采访札记

2016年7月21日,本单位秘书长王宋斌专程往汕头市采访抗日老战士、曾在台湾从事地下党革命活动、后虎口脱险归来的老同志陈仲豪馆长,重点了解普宁籍在台湾从事地下党革命活动而英勇牺牲的张伯哲(张开明)、张瑞芝(张奕明)、方泽豪(方)等英烈的事迹。下面是访谈实录。

受访者简介:

陈仲豪,男,1923年1月出生,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人。早年在汕头求学,就读于广州旅汕小学、汕头大中中学。1939年转读韩山师范学校。1942年考上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系。1944年在湘桂战乱中流亡到了重庆,转学复旦大学。1947年夏复旦大学毕业后,赴台湾基隆中学任教,从事地下党革命活动。1949年10月撤回大陆。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从事新中国教育事业,历任汕头华侨中学、聿怀中学以及汕头一中副校长、校长。兼任市共青团教育总支书记、市教育工会主席。曾当选汕头市和广东省人大代表。“文革”中受到迫害。1978年任汕头市教育局副局长,尽力恢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平反改正全市教育系统中的冤假错案。1979年,参与筹办汕头大学,后任汕头大学图书馆馆长。1987年11月离休后,参与成立汕头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任副会长)、“陶行知研究会”(任会长)。从事青少年教育和学术活动。出版专著《教育人生五十年》、《桃李春风是此生》,主编《汕头陶研》、《陶园新葩》、《求索行知路》、《求真创造二十年》、《回眸慢慢行知路(影集)》等书刊。

采访者:王宋斌

时间:2016年7月21日

地点:汕头市龙湖区陈仲豪同志家中

采访者:陈老,我从普宁市委党史研究室退下来后,现在普宁从事红色文化资料的征集和宣传工作,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今天主要是向你了解你在台湾从事地下党革命活动及普宁籍张伯哲、张瑞芝、方泽豪等英烈在台湾从事革命活动的有关事迹和材料。请你讲讲有关历史情况。

陈:1947年夏天,我听从张伯哲的建议赴台湾从事地下党的革命活动,伯哲时任中共台中地区工委会书记,公开职业是莲花池林业实验所公务员,我是基隆中学的教师。

基隆中学是中共台湾省工委建立初期的一个重要据点。钟浩东校长是学校党支部书记,学校的“左”派革命力量十分强大。后来钟校长调任基隆市地下党的领导人,我代之任学校党支书。训导处原主任徐森源调走之后,由我接任。我同时担任毕业班班主任,还兼教生物课、国文课。我团结教师群体,结合课内外教育教学活动,加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让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使之有归属感,逐步消除日据时期殖民化教育的负面影响。我还在进步学生中组织读书会,进而秘密成立台湾民主青年联盟,接纳少数几个优秀学生参加地下党。1949年3月29日,台湾大学的麦浪歌咏队在校内操场举行庆祝五四青年节的篝火晚会,表演祖国大陆解放区的民歌和舞蹈。那一晚,我带了一群学生去参加。关于我在台湾地下革命活动的情况,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数十年当中,我基本上是不说不写,严格保密的。一直到台湾转型实行民主宪政,内部档案逐步解密。李敖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安全局机密文件》多辑。名作家蓝博洲以纪实文学形式创作了几册叙述地下斗争和“白色恐怖”的著作。国内政治形势也发生变化了,海峡两岸的关系已处于和平发展的新阶段。有了这一客观形势,我才动笔写了一篇长达两万多字的文章,题为《五十年代台湾白色恐怖50周年祭——回忆台湾往事并缅怀在那场历史悲剧中壮烈牺牲的钟浩东、林英杰、张奕明、张伯哲等革命烈士》。现在我谈谈其中一段“《光明报》事件”,这一事件揭开了台湾“白色恐怖”序幕的前因后果。

1948年春,我接受中共台湾省工委下达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校内编印地下党报《光明报》。省工委成立了一个宣传组,由林英杰、李(即徐懋德)和我负责《光明报》的组稿、编排、印刷工作。林英杰在台北把收录的大陆新华社的电讯,交给李带到基隆中学,由我审稿、排版,再交给校内的钟国员同志刻钢板,刻成蜡纸后与张奕明同志一起印刷,印刷地点经常是在后操场的山坡宿舍或山旁的一个洞穴里。有时我也到那里帮忙和清理“后事”,譬如清点份数,烧毁蜡纸稿和清洗印刷工具等。印刷完毕,由张奕明带到台北另一秘密据点分发。这份省工委的机关报,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和权威性,传播了来自祖国大陆中共中央的声音,让许多国民党中上层官员和人民群众得知祖国大陆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尤其是在三大战役中节节胜利的确切消息。1949年6月底,《光明报》刊载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二十八周年》的社论,与此同时,全岛各地出现了《人民解放军布告》、《告台湾人民书》等大大小小的传单。台湾省工委这一次发动的宣传攻势,震撼全岛,也惊动了陈诚和蒋介石,于是他们发令限期破案。高雄警备队抓到四名持有《光明报》的台大学生,被台大校长傅斯年保了回去。特务头目谷正文(保密局的上校特勤组长、毛人凤手下的得力干将)约谈这四名学生,得知《光明报》是基隆中学地下党编印出来的。于是谷正文率领大批宪警,在8月27日深夜,到基隆中学抓捕地下党员。钟浩东校长不在校,但妻子蒋碧云、妻姨戴芷芳被逮捕了。几天后,钟浩东在校外被捕,我和几位同志先后离校分散隐蔽,成为“在逃要犯”。9月9日上午,大白天,谷正文又一次带了宪警,逮捕了张奕明、钟国员、罗卓才,方四位教师和几个学生。在宜兰中学任教的谈开诚同志同时被捕。12月10日,张奕明、钟国员、罗卓才、谈开诚四位同志被公开处决,英勇牺牲。“基隆中学《光明报》案”就此拉开了台湾“白色恐怖”的序幕。

基隆中学第一次“出事”之后,我根据林英杰的指示,到台中找到张伯哲,然后转移到阿里山山腰谢汉光的林业管理所,就在这高山密林里隐蔽。十多天后,接到张伯哲派交通员带来的紧急通知,他要我立即下山,准备撤退回祖国大陆。到了台中,再到台中郊外一个偏僻的小农场,找到梁铮卿,他安排我在一间鸡寮里面,度过了几个日夜。这些天,张伯哲常来这里和我通报消息,策划撤退计划。他兴奋地告诉我说:“前一天,10月1日,北京天安门举行了开国盛典,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我是多么想看到解放了的天,看到五星红旗在天空中飘扬啊!

张伯哲是老革命、老党员,文武双全、机警灵活,他为我制作一张假身份证,化名“林辰康”。我改变发型,戴上另一副黑边塑料框的近视眼镜。俨然像一个做药材生意的老板。10月5日清晨,一位地下交通员护送我到一个小火车站购票上车,直抵台南。

我有一位表弟在台南市警察局任文职小官员,我编造理由,请他为我购买一张到汕头的机票,又请他翌晨护送我到机场。10月6日上午九时,通过查证检查,我登上飞机。50分钟之后,飞机降落在汕头机场。当时我看到机场跑道两旁已经埋了炸药,国民党胡琏兵团已经做了逃亡台湾前破坏机场的准备。

10月24日,汕头人民不会忘记这个大喜日子:游击队和解放军进城来了,汕头解放了!我跑到外马路上,第一次看到在消防大楼的上空飘扬着的五星红旗!兴奋之余,是令人哀痛不已的悼念。千百位在台湾“白色恐怖”中英勇牺牲的英雄烈士,他们未能看到祖国大陆的全面解放,也未能看到今天两岸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张伯哲在台湾被杀害,几经周折,直到2011年6月,烈士骨骸才被找到,并由家属带回故乡普宁泥沟,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张伯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杰出的地下工作者,他忠于党忠于人民,是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采访者:请您谈谈方泽豪和张瑞芝(即张奕明)夫妇在台湾从事革命活动的情况。

陈:张奕明(l918年——1949年)原名张瑞芝,广东普宁县泥沟乡人。少年时便在家乡的群众小学参加革命活动,l937 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41年,潮汕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青抗会等抗日革命组织被国民党当局强行解散。张奕明在形势逆转的情况下,遵照党中央的十六字方针,把出生了不久的婴孩张珂理托付给母亲和胞兄张重仁抚养,随丈夫方(方泽豪)于1941年经梅县到了广西,后在百色地区一所学校任教。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方夫妇由兴梅客家朋友介绍推荐给钟浩东校长。他们一起到了台湾,在基隆中学工作。方任教务主任,张任教务处职员。不久,张奕明由林英杰接上党组织的关系。与我同一党支部,工作在一起。她比我年龄大,我常亲切称她为“瑞芝姐”。

 我于1947年8月在上海复旦大学毕业,9月到台湾基隆中学教书,是由已在台湾工作的张伯哲(张开明)和王致远(王森泉)推荐给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的。

在此之前,方(方泽豪)与妻张奕明(张瑞芝)已先我到基隆中学。半年后,我任训育处主任。钟浩东原系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后他调任基隆市地下党书记,学校党支部便由我任书记。

在到台湾之前,我不认识方1943年,我在桂林见过张奕明,是由詹益庆介绍认识她的。

我在基隆中学工作了整整两年(1947年9月—1949年9月),方一直是党外进步分子。只要党交代他做的事,他自当尽力去做。

据我了解和观察,方在基隆中学的时候,行政业务工作积极认真,对地下党则采取亲近、掩护和帮助的政治立场。方虽不是地下党员,但政治上是可靠的。

与台湾地下党林英杰、王致远、方乔然(方倚华)等同志原是普宁抗战救亡时期的好朋友好同志。每当林英杰、张伯哲到学校找钟浩东或找我联系工作,方热情亲切接待。每当借用他那间平房宿舍开会,他坦然离开外出,让我们秘密谈话。1947年11月中旬,由于林英杰受到特务追捕,陈绿漪带幼小的儿子林国琪决定撤回大陆,路过基隆中学,方、张奕明掩护他们在家里休息,最后由陈少鳞护送他们母子到基隆港口上船,平安回到汕头,转入游击区。总之,方在台湾始终把地下党当作自己人,在客观上起到了掩护党的作用。

对妻子张奕明在学校党支部领导下工作(如印刷省工委地下报《光明报》并负责递送的重任),虽然是一知半知,但他从不过问,这就是支持。张奕明工作认真踏实,这与方的支持和掩护是分不开的。

基隆中学钟浩东利用台籍统战对象,出版《新生代》杂志,公开登记是在台北市内办公,实际上是在基隆中学组稿和编辑。出版发行则交台北办事人去做。该杂志由我任主编,我约请方等三几位教师撰稿,方乐意接受,认真写了一篇评论时局的文章刊登了。

省工委领导的地下党报《光明报》,有一段时间在基隆中学编辑和印刷。它传播大陆人民解战争的消息和延安党中央的正义之声,震撼了全岛,也惊动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下令破案。1949年8月27日深夜,特务宪警到基隆中学进行搜捕,并在周围布哨。那晚钟浩东不住校,特务逮捕了钟浩东的妻子蒋碧玉、妻姨戴芷芳、校医吴武夫,三人都是台籍。两三天后,在校外逮捕了钟浩东。事件发生后,林英杰等地下党领导人采取紧急措施应对,让一些同志疏散隐蔽,并委托方到台北联系王致远,告知情况并要求王致远转请丘念台设法救助。方接受任务,到台北找到了王致远。据王致远撰写的《虎口余生》(回忆录第104页)记载,也证实了此事。

1949年9月初,在台湾全岛处于白色恐怖事件频频发生中,基隆中学第二次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搜捕。这次被抓走的有钟国员、张奕明、方、罗卓才和三几个学生。这时候,我已依照地下党指示离校隐蔽在台中山区谢汉光处。陈少鳞是时则刚好在台北,都被作为“逃犯”。张奕明,钟国员,罗卓才,谈开诚四人于1949年12月10日被公开枪决,英勇牺牲。钟浩东被捕后坚贞不屈,于1950年10月14日被作为基隆市地下党大案的领导人公开枪决。方被捕后,反复审判甚久,于1951年11月3日被定为“残余匪谍”而被杀害。上述与基隆中学有关的三宗案件,皆在台湾《中央日报》登载,现在可以在台湾公开查阅。方被杀害的证据,除了报纸新闻,还有台湾“总统府”的令判死刑公文(复印件),以及台湾白色恐怖死难家属互助会录制的方被杀害前的照片。这些确凿可靠的材料,我认为足以证明一切。

采访者:张瑞芝同志经其子申报,1982年3月由广东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发给烈士证。但方泽豪解放后因情况不明,不少人误认为他是病死狱中,革命烈士身份一直没有得到确认。对此,您有何看法?

陈:解放后,由于大陆与台湾长期隔绝的关系,方泽豪(方)在台湾牺牲情况不明,他的烈士身份得不到确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1987年以后,台湾当局解除戒严,以后实行社会转型,解密历史档案。方泽豪为国民党当局杀害的史料和材料已非常清楚,按理就应该给他正名,追认为革命烈士。2013年12月,由解放军总政联络部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内建立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广场两侧的花岗岩墙壁上镌刻了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被处决的中共特工846个名字,其中就有方(即方泽豪)的名字。无容置疑,解放军总政联络部是可以证明方是在台湾牺牲的烈士身份的。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这是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底,收到中共女情报员朱枫经由香港传递,由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发出绝密情报后的赋诗。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那些为革命在秘密战线上英勇献身的无名英雄,将永远值得后人的怀念与铭记。

采访者:回忆60多年前台湾白色恐怖的往事,您最深刻的感触是什么?

陈:历史终究是无情的。现今海峡两岸的形势,已经从过去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斗争,嬗变成“建立政治互信,共同和平发展”的局面。今年5月,台湾换了新的领导人,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值得我们的关注和警觉。往事已逝,死者不能复生。我在读文天祥的诗句“悲壮欲填海,苦胆为忧天”时,真是心潮澎湃,感慨不已。无数英雄先烈捐躯为国,虽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他们值得后人永远怀念。

悲剧已经落幕,我们要走出历史悲情,理性地重温和反思历史。苦难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它能启迪良知,唤醒良心,滋养民族智慧,让悲剧不再重演。

采访者:谢谢您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恭祝您和夫人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