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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抗日战争时期的梅峰公学

2016-07-09 14:15:11  来源:郑淳  浏览人数:633

忆抗日战争时期的梅峰公学

革命学校在革命形势发展的推动下产生,同时反过来又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学校是革命的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挫折与整个革命形势相一致,梅峰学校就是这样。因此,革命的梅峰校史就是整个革命史的一部分。

梅峰学校于1926年的大革命高潮中由国民党左派、民主人士李志前先生倡建并担任首任校长,拥有李存穆(后为中共党员、烈士)、郭湘萍等一批进步教师,办得出色。可惜不久“四·一二政变”发生,大革命失败,李志前先生被反动派悬红通缉,逃往海外,进步教师被迫撤离,学校被反动武装占据,一个好端端的学校就这样被扼杀了。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中,学校又于1936年复苏了。

1935年末到到1937年初是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和党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时期。1935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建立抗日前进基地;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日寇继侵略东北、内蒙之后,又窥伺华北;与此相应,国民党政府继续卖国,秘密签订屈辱的“何梅协定”。承认华北特殊化。在这危急存亡关头,北平学生举行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震动了全国,冲破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带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同一时期潮汕地区“拉丁化”、“新诗歌”、“新文艺”和各种“读书会”等民主进步运动也日益发展;1936年下半年还先后建立了“岭 东小学教师救国会”、“抗日义勇军”等秘密组织。就在这个广泛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基础上,党在汕头重建了组织,领导了潮汕地区的革命运动。梅峰学校就在这个大好革命形势下复办的。尽管在1936年学校的领导权还不在进步、革命分子手里,但梅峰拥有一批进步教师,特别是有后来成为中共党员、烈士的林英杰、卢根、陈绿漪等,形成一股革命的进步力量,和学校存在的反动的思潮作有力的斗争,促使学校走上革命化的道路。1936年暑假,邱秉经、陈创守、余天选、洪藏、王琴等在梅峰办暑期学习班,对梅峰学校的革命化也起了很好的影响。

 复办后的梅峰,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学校,我个人认为从整体说应该从1937年初算起,根据是:(一)这年年初汕头党组织派陈初明到普宁建党,初明以梅峰教员身份住在梅峰,在梅峰进行党的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吸收了一批党员。他是当时普宁第一个有正式组织关系的党员,是他恢复在兴文中学教书的马士纯的党籍,是他把团江苏省委派来潮汕开展工作的周志明(即陈勉之,当时在泥沟群众小学当教员)介绍给党,是以他为首建立当时普宁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普宁特别支部”,不久后成立中共普宁县工委。梅峰学校是当时初明建党工作的基点。(二)也是这年年初,支持梅峰校政的是校长朱泽甫,教导主任林云侠。他们是“生活教育社”的骨干分子,他们带来具有进步爱国思想的生活教育的理论,并付诸实践,使学校富有新鲜气息;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有政治觉悟的革命知识分子(据现在了解,他们当时是未找到组织关系的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实行的是进步的、民主的爱国主义教育,是革命的启蒙教育。他们虽然在校时间不久,仅仅一个学期便离开了,但影响却是深远的。不少梅峰老学生、革命老干部对此至今还保留着鲜明的印记。这年下半年,“七·七”事变后,我受中共韩江工委派遣。也到梅峰学校任教,并在初明工作的基础上成立梅峰学校第一个中共支部,从此,整个梅峰学校(包括各分校)就直接在党的掌握与领导之下,成为党的宣传教育基地、培养干部基地、联系群众发动农民基地、联系上层开展统一战线基地,更是党在三区的工作中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南委事件”发生,组织停止活动,主要干部撤离才告结束。在此之后,虽然还有个别进步学生以至个别党员还在学校起进步作用,但已经不是组织领导了,其影响也不如从前了。当然,这里说的仅限于抗日战争时期我所知道的情况。

梅峰是个地方办的学校,有个由地方士绅组成的校董会,但其功能除应付官方外基本只是筹措和管理经费;校董会有聘请权,负责人是中共党员邱秉经同志,这对于我们取得学校领导权很有利。和我共过事的两位校长都是党外民主人士(这是我们有意安排的),他们和党同心同德,有事先找党商量,坚决执行党的各项决定。因此,无论教师聘任、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育措施等大计方针都是党组织决定的。因此,无论教师聘任、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育措施等大计方针都是党组织决定的,所以当时的梅峰学校实质上是党领导的学校,党办的学校,因而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学校。党也很重视梅峰学校,经常关心和调配人力。就我来说,我在普宁工作期间,始终没离开梅峰学校,最少是每周回校一天,当区委书记时仍兼梅峰支部书记工作。1940年初,我解除潮普揭中心县委宣传部长职务时,组织仍派我以中心县委的名义具体领导梅峰工作。1941年初我被迫离开梅峰时,组织还特地从潮澄饶调老同志余永端来接替我的工作,可见党是如何重视梅峰工作的。

梅峰是同时期各个红色中学中工作比较扎实、基础比较深厚、坚持时间比较长、影响比较大的一所学校。梅峰是地方出钱办理我们实际领导的学校。这是梅峰的特点,也是梅峰的优点。正因此,梅峰学校才有较强的生命力,能在较长时间内顶住反动派种种压力,能在本身正遭受反动派强令解散的压力时,接纳被迫解散的南侨三校大部分学生。这是梅峰对革命的一个贡献,也是党工作的一个胜利。梅峰对革命的贡献是很大的,无论是在组织发展、干部培养、群众发动、基地建设等等方面,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些,不少同志都了解,他们会比我说得更清楚,我就不细说了。

在回顾梅峰校史时,我觉得有几点工作经验,对今天办教育的同志仍很有启发作用。

第一,有明确教育目的,那就是为抗日救国、为培养新一代的革命人才服务。大家思想一致,目标一致,都自觉朝这个方向努力,因此,既不存在私人计较和派系纠纷,也不存在妒贤嫉能,排斥异己等不良现象,大家都在进行自觉的、创造性的劳动,方法、措施等等都是大家创造的。谁有好主意就听谁。这种创造的、发展的、向既定目的迈进的和睦友爱的生活,使大家的精神得到高度的升华。得到很大的满足,因而,尽管物资生活很艰苦,工作负担很沉重,还是到处充满欢笑声,没谁为工作和生活皱过眉,叹过气。这就是梅峰能成为一个化顽立懦的“革命大熔炉”的重要原因。

第二,重视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梅峰学校校长是民主人士,教师绝大部分也是非党的,但当时大家合作共事,亲密无间,真正做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其原因主要是目标一致,以诚相见,大家没有感到是谁在统谁,谁在做谁的工作,大家都是主人,都在为共同的崇高目的而奋斗。对校董会和地方绅士则在办好学校的共同目的上争取他们的支持,争取他们和我们一起抵制发动派的各种压力。争取的工作除了通过各种关系进行外,主要是靠我们平常良好的工作,赢得学生的敬佩、群众的赞誉,通过这些影响,最终赢得士绅们的信赖。校董主席赖隆澄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就算我们的教师是共产党,这样的共产党我也不怕!”有了这样的信赖,就不难争取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的而奋斗了。

第三,重视群众工作,打开校门,建立学校和当地农民的密切关系。梅峰各分校都办农民夜校,办识字班,推行小先生制;还帮助农民建立各种经济合作互助组织及各种文化娱乐组织,还进行排难解纷等各种社会工作,使学校和农民建立密切的联系,学校教师成为群众的良师益友,成为他们的知心人、带路人。这样,学校的基础就稳固了,革命就深入了,农民就被发动了。例如在东山村,卢根同志不仅是十四分校的校长,还是不挂名的东山村“村长”,因为东山村有几个宗派互不相让,但却都听卢根校长的话,有什么事争执不下,只要卢校长一说话就解决了。学校和学校的领导人在群众中有这样高的威望,有什么困难不可以依靠群众来解决呢?!

第四,学校内部要有高度的民主精神,校长对教师要讲民主,教师对学生也要讲民主,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友爱团结、热气腾腾的大集体。我至今仍然对当年师生的亲密关系十分神往,我想起每周师生一起参加的生活检讨会的情景,想起禁吸烟时学生发现教师吸烟拉他来受罚的情景,想起师生围着桌子一起站着吃饭的情景,想起共同漏夜编壁报、排演戏剧等等情景,一幕一幕仍在眼前。那生活,是多么有意思、多么动人啊!可惜现在已不能再得了,我现在工作的单位无法再现过去的美景,不过是真不能再现吗?我希望有人来探索、实践,特别寄希望于现在的梅峰中学!

                               (本文作于198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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