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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松迎风啸 红梅傲雪开--记抗日战争中的梅峰中学

2016-07-09 14:02:50  来源:市红色文化研究中心整理  浏览人数:884

苍松迎风啸 红梅傲雪开--记抗日战争中的梅峰中学

(一)

普宁县梅峰中学是一所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革命学校。正如邱秉经说:“梅峰是大革命时期的赤帜,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赤帜,也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赤帜。”

梅峰中学的前身是梅峰高等小学,创建于1926年春。此时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1925年海陆丰、潮梅地区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参与指挥的两次东征的胜利,给潮汕人民以巨大鼓舞。在新的革命形势的激励下,当地爱国人士李志前(梅塘区窖内乡人,“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曾任普宁县临时人民政府县长)倡议由十三乡众集资创办一所新型的学校,立即得到各界人士的响应和支持。校址就选在十三乡的中心点梅塘墟。以面对葱翠的竹竿岭山,山前山后的园垄栽满梅树,时值冬末春初,遍地梅花盛开,香飘千里,学校就定名梅峰,取其挺拔高洁之意,博得乡众的热烈赞赏,学校就这样诞生了。李志前出任首任校长,聘请许士翘为教导主任,郭湘苹,李存穆(又名天海、中共党员、烈士)、林清源等进步青年为教员。在这批倾向革命的进步教师的努力下,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卓有社会影响。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大革命宣告失败,梅峰被国民党以“赤派学校”的罪名,强令停办。校舍被国民党武装占据,进步教师被迫撤离,校长李之前被悬红通缉,逃到海外。一颗出土未满二周年的革命新苗,就这样被扼杀了。学校被迫停办达八年之久。

此后,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实行封建法西斯统治,疯狂镇压群众,屠杀共产党人。日军乘机步步进迫,继侵吞我东北、内蒙之后,进而窥伺华北。1935年7月,国民党与日本秘密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承认华北特殊化,出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份主权。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建立抗日前进基地,给全国人民以巨大的鼓舞;1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学生,冲破国民党的恐怖统治,举行了“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声威震动全国,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这时十三乡的广大群众和革命知识分予强烈要求复办梅峰学校。旋即由邱秉经牵头,会同长美的赖隆甘(烈铭)、窖内的李志云、李扬雪(李志前女儿)、梅塘的谢晋遇、桥头的郑臣葛、郑良大、新庵周笃科等人,以及当地热心教育事业的父老士绅,成立了“梅峰复校委员会”,着手梅峰学校复办的筹备工作。

由于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复校工作顺利开展。1936年春,梅峰——这面鲜艳的赤帜,又竖立起来,学校复办后定名为梅峰公学。此时,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向纵深发展。在北平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罗天、方泽豪和由共青团江苏省委派来潮汕开展工作的周志明(即陈勉之、又名张克)等革命青年先后来到普宁;由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委派回潮汕恢复、重建党组织的李平抵达汕头;自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参加党团组织、大南山革命根据地被破坏后分散荫蔽下来的马士纯、刘斌、张珂敏等,开始在普宁公开露面,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潮汕地区“拉丁化”、“新诗歌”、“新文艺”和各种“读书会”等民主进步活动蓬勃发展,以后还建立“岭东小学教师救国会”、“抗日义勇军”等秘密组织。—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在兴文中学、泥沟的群众小学、涂洋的义方小学、赵厝寮的敬爱小学、里湖的上社小学、定厝寮小学、陂沟小学建立起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活动基地,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梅峰公学复办后,当时党组织尚未正式复建,学校领导权还没有也不可能由党直接掌握,她和其他进步中小学一样,拥有一大批进步教师,特别是有后来成为中共党员、烈士的林英杰、卢根、陈绿漪等,形成一股革命的进步力量,领导全体师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积极传播革命先进思想,促进学校走上革命化的道路。

1936年暑假,邱秉经带领了余天选、洪藏、王琴、郭常平、陈创守等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到梅峰配合在校的进步教师开办暑期补习班,招收一批青年来校学习,传播革命思想。他们大胆打破一般教学常规,选印我党著名的《八一宣言》等革命文件及进步报刊上的革命文章为教材,推行潮州话拉丁化新文字,教唱《开辟先锋》、《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邱秉经还引导和发动一批进步青年组织读书会,提倡自学互助。如瓜园的《经济读书社》、长美的《飞飞读书会》、窖内的《助选读书会》等,都在这时建立。各村青年踊跃参加读书组织,他们购买、传阅革命文学作品,学习社会科学理论,传播抗日救国思想,民主进步活动逐步扩展到农村。这个暑期补习班,对梅峰学校的革命化,也起着很好的促进作用。

    “西安事变”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掀起新的高潮。这时梅峰学校鉴于一位姓薛的校长思想顽固落后.不孚众望,难以继续担当办好学校的重担。邱秉经通过李扬雪发函海外,敦请李志前回国,共商进一步办好这所革命学校。是年冬,李志前欣然应邀,重返故土,与邱秉经共商办学大计。决定由邱秉经以梅峰公学校董身份赴上海,与陶行知创办的生活教育社联系,要求派人合作,共同把梅峰这个乡村教育阵地办好。工作进行很顺利,立即得到生活教育社的支持,决定派朱泽甫、林云侠(据现在了解,当时他们都是未找到组织关系的中共党员)来梅峰分别担任校长、教导主任。学校原有的进步教师卢根等继续留任之外,又增聘了曾纪炽、曾昭宽(即曾鸣,曾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常平、杨克亚、张芝诚等一批进步青年当教师。革命的教师队伍壮大了,学校的规模也扩大了。1937年春,新学年开学后,学校呈现出更新鲜、更活跃的气息。

    朱泽甫、林云侠都是当年生活教育社的骨干,是有政治觉悟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给梅峰带来了具有进步、爱国思想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实行民主的爱国主义教育,革命的启蒙教育。他们提倡生活大众化,说话通俗化,师生民主化,学校充满活跃的民主气氛;他们主张教活书、读活书,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蔚成勤奋学习、敢于探索、敢于实践的优良学风,他们着眼于教育为革命斗争服务,组织师生走出校门,积极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大大鼓舞全校师生和校外群众的爱国热情。朱、林两人在梅峰虽然仅仅半年时间,“七·七事变”后即回上海接受新任务去了,但他们的影响是深远的,不少当年梅峰的老同学、老同志以及梅峰乡的广大群众至今仍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

1937年3月,中共韩江工作委员会成立,这是潮汕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重大转折。下旬,韩江工委派陈初明来普宁开展党组织的恢复和建设工作。初明一到普宁,就以梅峰公学教员的公开身份,以梅峰作为开展党的工作的基地。从此,梅峰开始有了党的直接领导。

初明对梅峰原有的工作情况、群众基础非常满意,党的工作的开展,已经具备相当良好的条件。他根据党的领导机关的指示,一面与马士纯、罗天、周志明等建立联系,积极开展党的组织建设。7月,中共普宁特别支部成立,陈初明任书记,开始实现党对普宁轰轰烈烈的抗日民主运动的领导。一方面支持朱泽甫、林云侠等进步知识分子,在梅峰学校开展革命教育,团结全校革命师生,致力把梅峰办成名副其实的革命学校。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政治素质,学校购置了大批农村学生从未见过的教学仪器和进步书籍、报刊杂志,为师生提供丰富的、新鲜的精神粮食,使人眼界大开,思想活跃。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这一教育阵地,加强党对这一阵地的领导,在陈初明、朱泽甫、林云侠等的积极倡导下,把梅峰所属各自然村分散举办的私塾,经过整顿或合并,建立起以梅峰总校为中心的洞景、瓜园、长美、四方园、窖内、桥头、新庵、梅塘、进坡、双树埔、藏宝堂、东山等十四所分校,实行统一学制,统一教材,由梅峰总校统一领导的教育体制,形成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中小学教育网。这个教育网从它确立之日起,一直就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下,逐步成为我党在普宁较有特色的红色教育阵地。

“七·七”芦沟桥事件爆发,中国革命进入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这时,朱泽甫、林云侠离开梅峰,由曾纪炽继任梅峰校长。曾虽不是中共党员,但他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赤诚的爱国心,作风正派,办事严谨,忠心耿耿地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学期初,中共韩江工委增派共产党员郑淳来梅峰任教导,加强党对梅峰工作的领导。这一年的十、十一月间,陈初明、郑淳先后在梅峰学校的革命师生中吸收了曾昭宽、杨克亚(后脱党)、邱垂康(邱文)、王端韵(王武),郑瑞翰(郑苏民)等为中共党员,建立了梅峰第一个党支部。郑淳任书记。同时中共普宁工委书记陈初明也领导梅峰工作。当时,我们党处于秘密活动状态,县工委并没有固定的办事机构,其主要领导人在梅峰,实际上梅峰就成为当时党在普宁的活动中心。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上海军民奋起抵抗,抗日战争的烽火已在全国点燃。梅蜂党组织坚决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的号召,学校工作紧密配合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起多种形式的工作队、宣传队,深入农村,或利用群众集市,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如演如话剧、活报剧,出版街头墙报,散发、张贴抗日标语传单,教唱抗日歌曲,演讲、作形势报告等等,大力宣传党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发动各界人民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坚持抗战。

经过持续的、广泛深入的宣传发动,群众受到教育,学校师生也受到教育。1937年冬至1938年春,党直接领导的各种抗日救亡群众组织,如普宁青年抗敌同志会、妇女抗敌同志会、学生抗敌同志会、教育界抗敌联合会等先后成立。梅峰学校革命师生几乎全部参加这些抗日救亡群众组织,不少同志是最积极、最活跃的骨干分子。在三区,这些群众组织区一级的领导机构都在梅峰,梅峰又成为三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1938年春,学校规模继续扩大,改名为梅峰实验中学。把延安抗大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也作为梅峰的校训。八个端庄的大红字写在学校正门两侧的围墙上。革命气氛显得更加浓烈。学校又增聘许雄定、林茂嘉、谢海若等一批进步教师。学期中间,为了适当减轻郑淳的校务行政工作的负担,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开展党的工作。经党组织研究决定,并通过曾纪炽校长向校董会提出聘请知名教育家、进步学者王贯三(后据说是浙江省失去组织联系的中共党员)来梅峰担任办公厅主任。梅峰是所属各村派款开办的私立学校,设有校董会,由各村士绅和热心教育人士组成。校董会设聘请股,负责人是中共党员邱秉经,这对于我们的人事调配、保证党对学校的领导权十分有利。由于学校经济来源有限,为了聘请王贯三前来,又不致使学校过多增加薪金支付,郑淳、林茂嘉主动提出减低他们原来就很微薄的工资。这种牺牲自己照顾大局的精神,使校董会和知情的师生深受感动。

改为实验中学后,专修班停止招生,学校课程设置、教学措施和普通中学基本相同,但又不照搬它们陈旧落后,甚至是反动的那一套。在课程设置和教材选用上,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数学、物理、化学、博物等基础学科,按照当时比较定型的中学教科书安排,不作重大改变。属于文科范畴的语文、历史、地理、公民等学科,则进行了大胆的、有目的的重大变革,坚持废止那些宣扬反动的,封建的公民课教学;搬掉历史课中的“帝王将相家谱”,而选用《大众哲学》、《马克思主义浅说》、《政治经济学浅说》等为教材,语文课的选材更为灵活,以傅东华编的“国文教科书”为读本,但只选教其中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篇章,如鲁迅、朱自清的作品和部分能“以古讽今”、“古为今用”的古典诗词或文章,而大量补充富有革命思想内容的读物,如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丁玲的《老革命碰着新问题》、《一颗未出膛的子弹》,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赵景深的大鼓词《平型关大捷》,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苏联短篇小说《第四十一》等等,都选为语文精读教材。《新华日报》、《救国时报》(中共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报刊)发表的重要社论,也时常选印当作论说文章举隅教学。当时的音乐、美术、体育等学科,更是清一色的抗战题材,《流亡三部曲》、《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延安颂》等大批雄壮的革命歌曲,不但在校内教唱,也在校外群众中教唱;谢海若的木刻,洪藏、柯光政的政治漫画,都以最强烈的革余热情去引导人们为拯救民族垂危而斗争;体育课则除了球类、田径等一般基本功教学外,主要是学习游击战术,学习长、短枪使用方法。高年级学生还举行实弹射击,夜战演习等等。着眼于一旦需要我们拿起武器的时候,立即可以投入战斗。这样的课程设置和教材选用,都是党组织研究决定的。这并不是应付形势赶浪潮,而是持之以恒,一直坚持到1942年“南委事件”发生,党组织奉命暂停活动为止。不过,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这些革命教材的选用,是不断进行调整的。1938年至1939年的抗战高潮中是大量选用《论持久战》、《论新阶段》、《论新民主主义经济》、《抗战地理》、《社会科学概论》等都是当时的“史地”课、“公民”课教材,1939年下半年反共逆流到来之后,我们即适当收缩,有的是改头换面但内容不变,把《论新阶段》、《社会科学概论》用旧报纸包扎起来、写上“公民”、“历史”作封皮,就这样上课教学了。

    在教育措施、教学方法上,有明确的教育目的,那就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为了革命,一句话:为培养新一代的革命人才服务。围绕这个中心,学校坚持教育与革命形势相结合,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相结合,鼓励学生在学好书本知识的基础上,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知行统一;我们提倡教学民主,师生民主,建立正确的师生关系,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校成为一个民主的大集体,火热战斗的大熔炉;我们强调教活书,读活书,不主张“满堂灌”,积极鼓励、引导学生自学、博览,如鲁迅先生提倡的:“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又说:“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以此去诱发学生多读书,读好书。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的高潮,普宁地下党组织在流沙创办了合利书店和印刷厂,大量出版和发行革命书刊,《西行漫记》、《二万五千里长征》、《列宁主义问题》、《前驱》(中共闽西南特委机关刊物)、《抗敌导报》(岭东青抗会机关刊物),《青报》(普宁青抗会机关报)等等以及大批战时课本。梅峰学校党支部还指定党员学生王有儒专门负责进步书刊发行工作。学校图书馆大量增购新书,为青年们提供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条件。在党和革命教师的积极指导下,学校的学习风气非常旺盛,每有好书来校,即被抢购一空,图书馆的好书是排号传阅。翻译的苏联小说《铁流》、《夏伯阳》、《粮食》、《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母亲》等等以及我国进步作家的名作《子夜》、《八月的乡村》、

《丰收》、《生死场》、鲁迅杂文等,都是争相传阅的最好读物,往往是阿甲把书在手,阿乙便限定时间要他把书读完,几十万字的一部巨著,开它一两个通宵便啃下去,这是常有的事。学校还特别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每星期一的“总理纪念周”和每天上午正式上课前的半小时“朝会”,全校师生集合在一起,并没有“行礼如仪”的俗套,校长、主任总是利用这宝贵的一刻给同学们讲话,启发人们树立远大的理想,高尚的情操。爱国家,爱革命,为革命勤奋学习,为革命拼命工作的精神。各教学班都设班主任,班主任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指导学生课外、校外的许多活动,但中心环节是抓思想工作,要求学生天天写日记,强调“日记是心灵的流露,是生活的记录”,要求学生在日记中暴露自己的真实思想和学习、工作的心得,借以提高写作能力。班主任当晚审阅批改,隔天上课前发还,做到师生思想天天见面。学生每天上学后,就等着班主任把昨天的日记本发下,细心体味老师对自己一天的思想、学习、工作动态的批示,这是启发学生的思想,引导他们走革命道路的最好方法,是最生动的思想政治工作。

学校鼓励师生走出校门,面向社会,面向群众,面向火热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梅峰师生不断积累、总结宣传发动群众的经验,把斗争步步引向深入。除充分利用原有的宣传阵地、宣传形式外,在校内,经常举办时事讲座,组织形势报告会。郑淳的政治形势报告,在师生中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他分析问题全面,逻辑性强,预见性、判断性准确,党内同志称他是“名副其实的宣传部长”。在师生群众的心目中他是出色的政治活动家,享有崇高的威望。在校外,经常组织演剧队、歌咏队下乡,发动群众募捐寒衣,收集弹壳,写慰劳信,支援了八路军,曾得到武汉新华日报八路军办事处许涤新发来八路军的收据和表扬信;组织保卫大武汉的示威大游行;开展反细菌战运动,给群众进行防疫注射;发动群众优待抗战军属,组织助耕助收等等。这都做出很大的成绩。当时梅峰乡举行一年一度的盂兰盆会(俗称施孤),同时演出潮剧十三台,观众人山人海,这是开展宣传的最好场合,学校即派出十多位师生,同时分别上台宣传,出现十多台戏同时停锣息鼓,万头攒动倾听讲演的盛况,取得很好的宣传效果。

梅峰总校所属的十四所分校,是我们贯彻“三个面向”的最好阵地。各分校校长、教师全部由总校、实际上是党组织统一安排或组织上内定之后,通过各村党员或进步青年推荐给校董(也是各村“头人”)去聘请,保证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总校定期召开教育工作会议,汇报情况,交流经验,解决共同性的问题。1938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较艺”,即各分校学生的学习竞赛,由总校统一命题,集中考试,统一评卷,排定名次,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各分校还办民众夜校,参加夜校学习的都是男女青年农民,也有少数年纪较大的。有些分校,夜校学生比日校学生还要多,如第二分校(瓜园),就在校本部、新寮村、下寨公厅分别开办夜校三所,学生人数比日校超过成倍。夜校团结和教育农民,引导他们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走上干革命、求解放的道路,作用是很大的。因此,我们非常重视夜校工作,除动员分校教师以较大精力(有的花的力气比日校还大)坚持办好夜校外,总校还拿出很大力量来支持,包括指派各该村在总校读书的学生去上课,安排住宿生晚上下去教课,总校教师轮流到各校视导,协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等等。

    除夜校外,还在各分校推行小先生制,实行陶行知“即知即传”的主张。这些小先生教学很热情,当时各村都传颂许多小先生热心教学的动人故事。如怎样利用寺庙的神灯实行晚间教学呀!姐弟怎样争着要自己家里的老奶奶、大嫂子做学生呀!怎样因找不到教学对象急得哭起来呀!等等。小先生们为了教好学生,自己就先得学好。这对他们自身的学习也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就这样,梅峰从总校到分校、夜校、小先生制,组成一个完密广泛的教育网,把教育送到各村各户去。这个教育网既起普及教育的作用,也起普及革命思想的作用。这是梅峰学校的一大特色,一大贡献。当时的普宁县长是国民党人中带有几分民主进步倾向的王仁宇,比较重视教育,他任命曾纪炽校长兼任第三区学务委员。曾校长以其学务委员身份,经常到三区辖下的里湖、安溪、六仁、冷美各大乡所属学校进行“督导”、“视察”。很自然,梅峰这个红色教育阵地,其影响就更加广泛了。

学校不仅关心群众的政治、文化生活,也关心群众的经济利益,替他们排难解忧。当时,有的分校开始帮助农民组织各种互助、换工、合作等经济组织或经济活动,如瓜园村的益农合作社,藏宝堂村的利民合作社等。特别是党组织为了维护农民的权益,领导农民展开与普宁县城反动头子方泽群为首的地主官僚集团霸占鸡笼山锡矿场的斗争。县委书记罗天亲自坐镇藏宝堂村,发动组织矿场附近各村矿农,团结战斗。在罗天的直接指挥下,从1940年8月开始,历经一年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取得这场斗争的完全胜利。既维护了矿农利益,壮大了党的力量,积累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相结合的经验,又给封建地主官僚集团政治上、经济上以有力的打击。真是大长人民的志气,大灭反动派的威风。

梅峰学校就是这样把校内教育同校外教育、学校教育同社会实践、社会斗争结台起来,既推动了政治运动的发展,自身又得到很好的锻炼,促进学校的革命化。

在广泛深入的群众发动的基础上,在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党组织也发展壮大了。从1937年底至1939年冬,梅峰党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1938年夏秋之间,传达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和中共长江局关于“猛烈地十倍百倍地发展党组织”的指示精神之后,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在革命师生中先后发展了卢根、林气强、郑寿松、郑助谋、王有养、李扬汉、李扬辛、李扬忠、李扬示、李扬长、林少华、林兴琛、李扬照、赖亮生、周笃丙、周猷气、官能夫,官学赐、官轩爽、宫能梁等为中共党员(名单不完全),从外地、外校陆续转来梅峰的党员有吴三友、杨英华、林秩紫、陈楚珊(女)、方时纲、林谷、王亚华等同志。

以这批党员为骨干,又在他们自己的村庄或担负工作的各分校,发展农民、妇女入党,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瓜园党支部建立较早,1938年春就吸收邱垂范、连育才等农民同志入党,加上第二分校的教师党员,支部便成立了。1938年夏秋以后,窖内、藏宝堂、桥头、新庵、东山等村党支部相继成立,也都是教师党员、学生党员和工农党员合在一起的基层组织,为革命知识分子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创造了良好的组织形式。党的队伍扩大了,梅峰学校党组织建立了总支部,郑苏民为总支书记,以加强对各村支部的领导。党在学校和农村都深深扎下了根,奠定牢固的工作基础。

这时,以国民党普宁县党部书记长方思鹏为首的反共顽固派,对梅峰的革命教育及其巨大影响,既惧怕又仇视,1939年春,妄图采取行政手段解散学校。先是散布流言蜚语,中伤学校,说什么“梅峰受异党分子煽惑,不按政府‘条令规定’办学”,“未经立案,擅自开办”等等,并以此向梅峰校董、乡绅进行挑拨并施加压力。继而强行委派一个特务分子插进梅峰(小学部)当教员,企图在我们内部打下钉子,捉摸我们的动态。党组织及对分析情况,研究、确定对策。一方面利用城乡矛盾,做好乡绅、校董的工作,由他门出面力争,坚持把梅峰学校办下去;一方面发动师生群众,提高警惕,把特务分子孤立起来,使他无法施其伎俩。半年后一无所获,不得不灰溜溜撤走。

    1939年6月21日,日寇占领汕头,潮阳县城相继陷落,党领导的另一所革命学校——潮阳和平南侨三校,地处抗击日寇的前沿地带,战火迫在眉睫。为了确保学校师生安全,保存革命力量,中共潮普惠揭中心县委研究决定,主动收缩阵地,把南侨三校并入梅峰中学。

梅峰学校顶住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压力和破坏,学校不但没有解散,而且接纳被迫后撤的南侨三校大部份学生(全校学生120多人,70多人来梅峰,其余的分散在潮阳、南山投亲靠友),规模反而更大了。9月,新学年开学,南侨三校的70多位革命师生,在郭克明、林邦靖、许风三位老师的带领下,步行一百多华里,浩浩荡荡来到梅峰,受到梅峰全体师生的热烈欢迎。南侨三校的师生,有的家在澄海、惠来、饶平或潮安,有的来自城镇。他们的到来,给梅峰注入了新的血液,学校气氛更加活跃,更加热气腾腾。这学期,学校增设文科专修班(高、初级两班),党组织又调来党员教师陈拓(陈君霸,后任党支部书记),增强党的领导力量。学校继续放手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文艺宣传更加活跃。被称为“四大把戏头”之一的林秩紫,自编、自演的抗战潮剧《野和尚林霸头》、轰动总分校;《国际歌》、《延安颂》《到敌人后方去》的革命歌声回荡着每个角落、是年冬,还公演大型话剧《凤凰城》,师生同台演出,连续五个夜晚,观众成千上万,梅峰全乡及其近邻都产生巨大影响。

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全国性的反共政治逆流。国民党普宁当局悍然下令“整理”普宁青抗会,《青报》被迫停刊,合利书店及印刷厂被查封。他们对梅峰这面高高飘扬的赤帜,更是倒之而后快。他们开列黑名单,迫走校长曾纪炽。梅峰党组织根据上级的指示,由郑淳、曾纪炽、邱秉经等紧急研究对策,公开为曾纪炽校长离职举行隆重的欢送会,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摧残、破坏抗战进步教育的罪恶,激发革命师生更加爱护学校和保卫学校的决心。同时为曾纪炽校长安排好去处——梅县西阳中学任教,并推荐许雄定老师继任梅峰校长。由于党正确分析形势,采取灵活斗争策略,终于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的阴谋。许雄定接任校长后,与曾纪炽一样,紧密依靠党的领导,各项工作都按党的指示去办,有条不紊地处理好教学、行政事务,沉着、勇敢地应付国民党阴谋破坏学校的种种卑劣行径。梅峰学校,包括整个梅峰红色教育网,照样牢固地掌握在党的的手里。

1939年11月,潮汕地区党的领导机关在揭阳水流埔召开联席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长期积蓄力量的指示精神,以及中共闽粤赣边省委(当时潮梅地区党组织划为闽粤赣边省委领导)有关审查干部、整顿组织,警惕和防止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的重要指示,部署了潮汕地区党组织的整顿工作。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郑淳参加了这次会议。12月郑淳回到梅峰,在党内逐级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的决定,开始进行党的组织整顿。由于梅峰党组织从建立到发展,要求比较严格,根子扎得正,发展对象坚持有较长时间的培养教育,坚持经过政治斗争的考验;严格按党员标准要求吸收入党,严格履行入党手续。因此,梅蜂学校党组织,包括各村支部,都是有战斗力的,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由于组织发展不存在拉夫现象,整党过程也就没有出现过什么过“左”过右的偏差。受组织处理的人极少,总校教师支部开除了一个惧怕斗争、动摇退缩的教师党员,藏宝堂支部秘密放掉两个觉悟不高,不够党员条件的农民党员而已。这次整党,在梅峰党组织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加强了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

经过这次整党教育,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更高了,警惕性和组织纪律性增强了,较深刻地理解长期积蓄力量、警惕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的重要意义,相应接受和实现了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的转变,即公开斗争到秘密斗争的转变,合法斗争到合法斗争与非法结合的转变。学会运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国民党顽固派反革命的两手,斗争策略思想和艺术也大大提高了。就在这样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上,梅峰党组织在完成整党任务之后,又在教师(包括各分校)和学生的先进分子中,先后吸收林贤纾(林丹)、林雪明、伍乘山、方时高(方丹)、马育珍、邱垂诗、邱惠端等(名单不全)一批同志入党。各村党支部也发展了一批觉悟较高、敢于斗争的农民到党组织中来。在梅峰这片红色土壤上,党的种子播得更广,根子扎得更深了。

随着党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斗争策略上的转变,学校工作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这就是:从积蓄力量、准备长期斗争着眼,争取学校合法存在,积极申请立案,把梅峰实验中学的校名正式改为梅峰中学;避免过份暴露,适当减少学校的社会活动;文专班收缩停办,大部分学生编入中学部相近班级,小部分转学石牛埔南侨中学;加强班主任工作,加强课堂教学;革命教材坚持照常选用,但适当增加自然科学教学分量;派出一批党员、学生骨干;巩固分校阵地,“较艺”照常举行;各种类型夜校、识字班、小先生制坚持办好、办下去,等等。经过这样的适当调整和转变。1940年春夏以后,学校表面上是沉寂了一些,但工作更扎实,更稳妥,更有成效。大家心里明白,调整决不是撤退,而是为了更好地前进!

适当减少社会活动,不等于完全放弃社会活动。我们坚持从主客观的实际出发。例如:

这一年的5月,三年级学生(三十人左右)组织一个军事队,在郑淳的带领下,历时近半月,访问了兴文、民德、爱群、汕头一中(汕头沦陷后迁来普宁三都书院)、普师等五所中等学校,受到各校进步师生的热烈欢迎。这次出访的目的,一是看看友校同学是怎样学习、工作的,相互沟通情况,建立友谊关系;一是让同学们开开眼界,增广见识,提高认识社会的能力。这时,普宁青抗会已被解散,转入隐蔽的地下斗争。在此之前,普宁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此时已似一潭无波秋水,我们还试图掷它一两块石头,以激起层层涟漪。民德(校长张华云)、爱群(校长许宜陶)、汕头一中(校长庄廷锡)都为我们的访问举行了激动人心的联欢会。在普师联欢会也开了,但情调有所不同,比不上上述三个学校。以后,爱群、民德、汕头一中都组织队伍到梅峰回访,发挥互相串连,共同促进的作用。

同年11月,曾纪炽在梅县西阳中学因病不幸逝世。噩耗传到梅峰,全校师生无限震惊、悲痛。梅峰全乡群众以及全县进步学校革命师生,闻讯也无不深表痛惜。为沉痛念纪炽校长,旌表纪炽生前对梅峰、对革命教育的贡献,学校举行了极为隆重的、有数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追悼会召开在校外广场举行,除总分校全体师生外,梅峰乡进步群众,县内各进步学校师生以及揭阳、潮阳、惠来各县教育界进步人士都赶来参加。追悼会上,当唱起悲壮的挽歌时,全场呜咽饮泣,连过往路人也潸潸落泪。追悼会高度评价纪炽“是舍利予,是百炼钢”(悼词)般的坚强革命战士;愤怒控诉国民党顽固派摧残教育、迫害进步教师的滔天罪行。追悼会号召革命师生,继承曾纪炽校长未竟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到底!学校还为纪炽校长出版悼念特刊,各班壁报出版悼念专号。曾纪炽校长的悼念活动,实际上也是对师生、对群众的革命教育活动。

学校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学校内部以后,教育措施的中心环节是:在不断提高学生政治素质的同时,尽最大努力提高学生的文化科学基础知识水平,培育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这一年,学校举办了多种竞赛活动,如文艺创作竞赛、英文书法竞赛、数学演算竞赛、时事测验竞赛、班际的壁报竞赛、歌咏竞赛、篮球竞赛等等。通过这些竞赛活动,提高和巩固学习质量,推动学习高潮,促进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学校还考虑到部分学生将来升学的需要,把三年级的英语课从原来每月四个节时,增加到九个教学节时(六个节时教读本,三个节时教语法)。1940年冬,第一届学生毕业。接着这批毕业生有几位考进梅县东山中学、广益中学,有几位超级考插海滨中学高二级(这几所中学都是当时潮梅地区较高水平的学校);大部分学生由学校调派或介绍工作,多数担任教师。他们一到岗位,就带去梅峰的优良作风,发挥独立作战的才干;还有部分学生,经过两三年工作实践之后,不读高中或没有读完高中,便考上大专院校。充分显示梅峰中学的教育质量和水平。梅峰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更高大、更尊严了。

1944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全国性的第二次反共政治逆流。对于国民党的这一反动暴行,中共中央号召全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梅峰党组织根据中心县委的指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持续的宣传活动。秘密印制大量的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针对这一事件的讲话和中央的有关声明、文告、宣传标语、口号等,广泛散发、张贴到集镇农村的每个角落;还利用农村游神赛会,群众集中看潮剧之机,发动党员携带传单,巧妙地塞进观众口袋。让广大人民群众明“皖南事变”的真相,认清国民党顽固派的狰狞面目。这次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制造分裂、破坏团结的反革命罪恶,有力地打击了反共顽固派的嚣张气焰。

此时,国民党到处制造磨擦,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梅峰所处政治环境日益严峻。为了预防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党组织决定有计划地适当分散力量,同意林邦靖、陈璋、许风、郭克明等转移到揭阳去,通过关系插进当时以“抗战县长”林先立的揭阳县政府,寻找职业掩护。又根据中央关于广泛打入国民党“管、教、养、卫”等基层组织的指示,安排一批立场坚定、斗争性强的党员骨干,如官学赐等充任各村保长,掌握国民党的农村基层政权和壮丁队、守菁队等群众自卫武装组织。

这一年3月,国民党普宁当局强行派党棍、反动分子叶铁卫来梅峰任校长,妄图把许雄定校长迫走,篡夺梅蜂中学的领导权。根据县委、区委的指示,学校党组织及时采取对策,组织进步学生向梅蜂乡长李志祥请愿,提出梅峰是私立学校,政府无庸强派校长,强烈要求乡长转请普宁当局立即收回成命;当叶铁卫甘冒不韪带领几名脚丁来校上任时,被许雄定校长正面挡住,他义正言辞地驳问叶铁卫“你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学校并没有欠缺教师,校董会也没有给我下达任何通知,你们擅自闯进我的学校,这是为什么?”叶铁卫无言可对,气急败坏地说:“你不要太狡猾”。许校长说:“我这个人最讲道理,办事条条直直,无所谓狡猾。”许雄定从容不迫。有理有利,再加上此时各班学生齐声高呼“叶铁卫滚出去!滚出去!”的口号,使叶感到众怒难犯,只好狼狈离去。后来,经过反复曲折的交涉,我们又通过关系对叶铁卫提出警告,让他知道来了绝对没有好处。一个多月后,国民党普宁当局不得不取消强派校长的命令,改由梅峰乡长李志祥兼任梅峰学校校长。

我们的斗争目的已经达到,把革命阵地保住下来。出现乡长兼任校长的局面,对我们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坏处,因为乡长是本地(窖内)人,而且是兼任挂名而已。党的中心县委决定把许雄定和郑淳调离梅峰,另调派党员余永端担任教导主任,接替郑淳负责党对学校的领导工作。李志祥是挂名校长,很少过问学校工作。后来又把余永端提为校务主任,学校的一切工作实际上都是余永端负责,领导权照样掌握在党的手里。虽然国民党顽固派对梅峰中学始终采取敌视态度,不给予立案承认,但是,我们仍按党所明确指示的办学目标,继续把梅峰这个革命阵地坚持下来。

“树欲静而风不止”,国民党顽固派总是不甘心失败,强行接管学校的阴谋破灭之后,这时,又来新的一招:国民党县党部通过县政府教育科通知兼校长李志祥,应把梅峰中学改名为“省吾中学”才能考虑给予立案,真是欺人太甚,分明是个带侮辱性校名,要梅峰“自省”?他们挖空心思,恶僧及笠,连个梅峰校名也不肯放过!此事又激起学校师生的强烈愤慨和抵制,迫使他们迟迟不敢把校名安上去。

这一年暑假,鉴于国民党顽固派不择手段,迫害梅峰,形势越来越严竣。余永端请示中心县委同意,邀请已经离校的郑淳、许雄定,并由郑淳约定在揭阳郑敦(原在普宁工作的中共党员,解放后任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长、“文化大革命”被害)家里,秘密召开碰头会议,共同研究继续坚持梅峰这个革命阵地和更改校名、物色校长人选等问题。参加碰头会的还有陈拓、林茂嘉、林气强等。大家一致认为在新的政治逆流中,应该把梅峰办得更加灰色,能做到“白皮红心”更好,对党的隐蔽斗争将更为有利。学校名称问题,余永端提出改为“南光中学”,有南方之光的意思,大家表示赞同。校长人选问题,郑淳提出想办法聘请姚华萼前往担任校长,并说明姚是国民党中有爱国主义思想的进步人士、儿子是共产党员。他原为潮阳一中校长,潮阳沦陷后,化装逃脱,到揭阳居住,是一位有民族自尊心的学者,潮汕地区教育局知名人士,学生遍布潮汕各地,社会声望很高。如果聘请他为校长,估计国民党方面容易通得过,也可望适当缓和敌我之间长期对抗的局面,对我们的工作也将能得到较好的掩护。与会同志完全同意郑淳的意见,便分头进行活动。一方面由余永端回梅峰做工作,商得乡长李志祥和校董会同意,把校名改为“南光中学”,向姚华萼发出聘请书;一方面通过姚祥礼(中共党员,当时曾在揭阳担任党的区委委员)做他父亲姚华萼的工作,劝他接受梅蜂中学(此时已改为南光中学)聘请。

一切工作进行顺利,姚华萼欣然应聘,1941年秋正式出任南光中学校长。他继续聘用一大批进步教师,由郑有涯担任教导主任(余永端经党组织决定他调)。对学校原有的教育体制——总校统一领导各分校的体制,以及一些进步设施,并没有重大的改变,只是课程设置上,完全按正规中学办事,对学生的课外活动也没有过多的干预。如所预料,我们一大批教师党员、学生党员,照常荫蔽下来,继续坚持地下革命斗争。

1941年秋季以后,政治形势更加恶化,梅峰中学从总校到分校,所有党员仍紧密团结革命师生,依靠群众顶住政治逆流,坚持办好学校。此时,党的组织领导已改为特派员制,实行单线联系,对党员相应加强保密教育、形势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以防突然事变。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要求更加注意实效,注意不断提高斗争艺术,工作转入更加隐蔽之中。

1942年6月“南委事件”发生后,潮梅地区党组织根据周恩来同志和中共南方局的指示,宣布暂时停止组织活动,已明显暴露政治面目的干部立即转移撤退,其余干部党员自找社会职业掩护,实行“勤职、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活动和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梅峰党组织坚决执行这一重要指示。至年底,党的一切组织活动已完全停止。除少数党员干部如郑瑞翰、郑助谋、方时高等先后转移至外省、外地之外,大多数党员,特别是工农党员都就地隐蔽下来,各自进行“三勤”活动,以等候时机。

梅峰中学照常办下去,不过,暂时已不再是党直接领导下的学校了。但是,党在这里播下的种子,一旦气候适宜,就会破土而出,茁壮成长!

(三)

梅峰中学创办的历史不长,从1936年春复办至1942年底党组织暂时中止对学校的直接领导,只有七年时间。连同其前身梅峰高等小学开办不久使被国民党顽固派扼杀的两年,总共不足十年的历史。但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特别是1937年至1939年抗日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中,与兴文中学同被誉为“普宁抗日救亡运动的摇篮”。它的规模并不大,教职员最多只有20多人,1939年下半年学生最多,中学部加上文专班还不够三百人,连同高小部四个班合计,也没有超过五百人。但它的贡献很大,它是普宁党组织恢复与重建的重要基地;它使革命深入到农村,发动了农民群众,与后来的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它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从抗日战争后期、解放战争时期、到全国解放以后,全潮汕地区以至全省、全国的各条战线,都有当年的梅峰的同学在奋斗着;它屡遭国民党顽固派的摧残、压迫、取缔和破坏,但仍顽强,坚持战斗,把阵地保存下来。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接二连三的反共政治逆流中,梅峰中学为什么能够生存和发展,为革命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条件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党的坚强和正确的领导。梅峰学校从开办到复办都是在革命先进思想的指导下搞起来的。1937年普宁党组织恢复重建以后,党的领导中心就在梅峰,不但县工委书记陈初明、宣传部长郑淳都以教师的身份住在梅峰,就是以后的潮普惠南分委、潮普惠揭中心县委的主要领导人罗天、林川等也经常来梅峰指导工作。梅峰第一个党支部建立之后,即成为学校本身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梅峰学校的办学方向、教学目标、教师聘用、课程设置,教育措施等等以及其他带原则性的决策,都是党组织决定的。尤其是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几次较量,县委、区委都直接参与领导,既坚持原则,又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终于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顽固派妄图解散学校、强行接管学校的阴谋。

其次是认真贯彻党的统战政策,出色地发挥了统一战线的作用。党组织明确提出:团结革命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充分发挥党外进步人士的作用,共同为办好梅峰、为抗日救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是党在梅峰统战工作的中心。1937年下半年至1941年春,梅峰中学前后两任校长曾纪炽、许雄定都是党组织授意安排的。曾、许都不是共产党员,但都与党保持很好很密切的关系。当时党虽处在秘密状态,但由于相互信任,学校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郑淳,对他们是公开身份的。党在政治上、工作上给他们以最大信任和支持,真正做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他们也更加真诚靠拢党,有事主动和党商量,听从党的决定。有些事我们不便直接出头,特别是对上层的统战工作、对学校一些重要问题的决定,如接纳南侨三校并入梅峰等,都是通过他们去做的。他们实际上是在执行党的任务,做党的工作,有些事确实发挥了共产党员所不能发挥的作用。完全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有了他们,我们的工作就好办多了,梅峰各乡工作能够顺利发展,是同这两位校长和我们同心同德、一致努力分不开的。

在争取和团结校董会,利用城乡矛盾和国民党普宁当局作斗争方面,同样发挥了统一战线的重大作用。这里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我们必须切切实实把学校各方面的工作办好,做出显著成绩,赢得广大群众和校董会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确实这样做了。梅峰实施抗日的进步教育,符合师生、家长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学校从校长到教师勤恳努力,不计报酬,作风纯正,教育质量较高,在校内外有很高的信誉和影响。这就为我们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争取校董会的合作和支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每当国民党顽固派对梅峰学校横加破坏、迫害的时候,校董会都和我们站在一起,共同顶住压力。1939年春,国民党竟下令解散梅峰,我们就说,普宁城内的统治势力怕我们把学校办好了,青年人有知识了,他们不能再象过去那样随意欺凌剥削了,所以老想办法搞垮我们的学校。他们听后,很以为然,便多方面活动,想尽办法抵制,保存学校。在四处活动的过程,普宁有一位大绅士对校董会主席赖隆澄说:“梅峰学校许多教师是共产党,难道你不怕?”赖回答说:“我们学校的教师都是斯斯文文、勤勤恳恳教好我们的子弟,如果说他们是共产党,那么,这样的共产党我们就是不怕!”说得那么肯定,多么理直气壮!以后学校不但没有停办,而且规模更大扩大,这是我们正确运用统一战线的结果。

1941年夏,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形势下,郑淳提出聘请姚华萼来当校长的主张,更是对党的统战政策的深刻理解和正确的运用。姚校长不但没有把学校引向反动,而且。对于我们大批隐蔽在学校里面的党员和党的工作,客观上起着很好的掩护作用。他还利用他和当时国民党普宁县长朱少言的师生关系(朱是姚的学生),积极活动学校的立案工作。梅峰这个革命阵地的保存,姚华萼校长也是有过功劳的。

总之,梅峰学校党组织无论在校内校外,在争取、团结热心教育事业、热爱梅峰学校的上层人士的工作上,也就是上层统战政策的运用上,是做出很大成绩的。

第三,有一支年青有为、尽心尽力献身革命教育的革命教师队伍。梅峰学校教职员并不多,总校最多是二十多人,如果包括十四所分校的教师,共计也没有超过一百人,绝大多数是党组织安排或推荐聘任的,其中党员是少数,多数是党外进步青年。他们都有抗日救国、民主进步的要求,有变革社会现实地强烈愿望,基本上和党思想一致,目标一致,他们不计较报酬,不追求个人名利,作风民主,以身作则,在学生中赢得很高的威信。党的干部和这些进步教师心心相印,毫不隔阂,推己及人,亲密无间,绝不存在“唯我独尊,唯我独革”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歪风邪气。使所有教师都感到自己就是学校的主人,是自己要干的工作,而不是谁来指挥自己工作的,因而心情格外愉快,工作特别卖力,成绩也比较大。除了党的主要领导骨干陈初明、郑淳、曾昭宽、陈拓、余永端等之外,前期的张芝诚老师,后期的王贯三、林茂嘉、许风、谢海若、林邦靖、郭克明等,他们那循循善诱、辛勤工作、“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的“孺子牛”精神,至今仍在当年的老同学的心灵中铸下难以磨灭的印记!

第四,有一批批阶级素质、政治素质很好的学生。梅峰中学办在农村,学生多数是梅峰及近邻各乡村的贫苦农民子弟。他们“亦学亦农”,早晚在家帮同父兄干些农活之后,再来学校上课,离校较远的学生,不但自带简单午餐,有的连农具也带到学校来,傍晚落课后即可带着农具下地劳动。星期天就更不必说了。他们的特点是:纯朴憨厚,刻苦耐劳,勤奋好学,踏实勇敢。特别是,他们大多数都通过党建设的梅峰这个红色教育网,在前期小学就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他们一班接着一班,一届连着一届,一踏进梅峰总校这座革命熔炉,就象已筛选过的铁砂,很快便熔成钢水,又造就他们坚毅不屈、爱憎分明的特性。在党和进步教师引导下,他们自觉学习,主动工作,团结互助,爱校尊师。当国民党当局屡屡对学校进行破坏迫害的时候,他们万众一心,全力以赴,坚决斗争。正是有这种以校为家和爱校如家的精神,师生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形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梅峰中学才能在环境那么险恶的条件下得以生存和发展。

这一批批政治素质较好的学生,经过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以至形成他们的信仰,便任何风吹草动,也很难动摇,改变。1937年以后,大批学生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更是护卫学校,坚决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顽强斗争的骨干力量。

第五,有深入的群众发动和可靠的群众基础。梅峰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就在这里播下革命的火种,有些自然村组织过农民协会,建立赤卫队,人民群众早就受到革命浪潮的影响,大革命时期普宁县临时人民政府第一任县长李志前就是梅峰(窖内)人;梅峰中学的前身梅峰高等小学就是被加以“赤色学校”的罪名而强行解散的。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党把梅峰作为组织建设的基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基地,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大力宣传党的主张。特别是从梅峰总校、到分校、夜校、小先生制的教育网形成之后,党把学校作为教育群众,联系群众的主要基地,宣传发动群众的效果更加显著。学校关心群众的文化生活、政治生活和经济利益,引导他们走上翻身解放的道路,群众也更加关心学校,拥护我们的革命主张。学校在抵制国民党顽固派迫害的几次斗争中,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党的组织建设,正是在这样的群众发动、群众觉醒和群众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梅峰所属各村都有党的组织或党员,一些先进村,如藏宝堂,全村只有六百多人口,到1941年底参加共产党的农民,学生已有四十多人。藏宝堂被称为“小莫斯科”,足以显示我们党在梅峰的深厚的群众墓础。在反对国民党当局强派叶铁卫前来接管学校的那场斗争中,学校公开召集会议,邀请校董,各村头人(保长或士绅),各分校教师和学生代表参加,公开揭露顽固派摧残破坏梅峰中学的阴谋。与会校董、乡绅、群众听后十分气愤,纷纷表示支持这场斗争,坚决抵制到底。终于又取得这场斗争的完全胜利。

梅峰中学能够存在和发展,就取决于上述这些方面的有利条件,但中心是党的坚强、正确的领导。各方面互相支持,通力合作,才能克服各种困难,渡过各种险滩,坚持较长时期的斗争,为革命作出重大的的贡献。

(四)

由于党组织已经暂时停止活动,1943年起,梅峰中学领导权易手。党组织在经受严峻的考验,梅峰中学也在经受严峻的考验。

但是共产党员的腰是砸不弯的,梅峰中学的革命传统也是改变不了的。正如鲁迅所说:“麦芽被压在石头底下,还会弯曲地生长起来。”继续隐蔽在校内的党员,虽然没有党的组织联系,但仍然更机警、更沉着、审时度势、各自为战。

1943年发生历史罕见的大饥荒。五、六月间,当青黄不接之际,各地市镇,发生群众抢米风潮。这时隐蔽在梅峰中学,虽然巳宣告停止活动的共产党员,也忍无可忍,必须为人民群众说活,写了一篇题为《难怪群众要抢米!》的评论文章,用大字墙报的形式,秘密贴在梅塘圩的庵墙上,揭露国民党官府不顾人民死活,勾结奸商,哄抬米价的罪恶行径,赞扬群众的抢米行动。围观大字报的群众成千上万,引起强烈的反响。接着,梅塘、溪桥、里湖等集镇继续发生群众抢米行动。国民党当局和奸商市侩都惶恐万状,把大字报拍摄了照片,追查大字报的来历。他们虽然怀疑是梅峰中学革命师生搞的,但抓不到证据,只好不了了之。国民党普宁县政府还被迫不得不发布个“平抑粮价”的布告,奸商市侩也有所收敛,粮价才稍为下降。

在党组织暂停活动的这段时间,1943年至1944年,梅峰中学先后两任校长黄××和杨×,都是国民党当局派任的,他们的政治背景和态度自不必说,但校内革命师生始终是坚持进步、抵制倒退的。反动的校长、教员随时随地被进步师生以无形的圈圈孤立起来。革命师生暗地里阅读进步书报,传播革命消息,他们也无可奈何。1944年抗日战争形势已从内线反攻转为外线反攻。进步教师林戈、陈章序、曾凌风等,或公开在课堂上,或秘密与学生交谈中,不懈地分析介绍抗日战争新形势,揭露国民党腐败无能,暗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学校内形成一股巨大的革命潜流,好象地表下面汹涌的熔岩,一旦条件具备就会奔闯出地面来。

1944年底,在学校结业典礼上,校董会主席赖隆澄发表了一席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大意):“要办好学校关键是教师,过去,我们梅峰中学所聘请的教师,都是很好的,他们有才干,专心致志教好学生,把学校办得很好,但是,有人偏偏说他们是共产党,千方百计把他们迫走,另外强派一些人来梅峰,则都是无能之辈,怎能把学校办好呢?……。”他鼓励学生要刻苦学习,继承和发扬过去梅峰中学的优良学风,把学校办得更好。他的讲话,博得全校进步师生的赞许,激起进步师生对党所直接领导下的梅峰中学、对当年的革命教师的无比怀念。

就在结业典礼后的当天下午,革命教师陈章序被国民党逮捕了。以后查明,那是我们党处决了叛徒、特务姚铎之后,国民党顽固派的报复行动。陈章序在几个梅峰学生的帮助下安全脱离虎口。

这一年冬,潮汕地区党组织根据上级的指示,决定恢复党的组织活动和大力开展抗日武装斗争。这是潮汕地区革命形势的重大转折。1945年春,党组织委派叶广仁来梅峰,以梅峰第十分校校长的身份为掩护,住在梅塘,秘密开展党组织恢复活动和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游击战争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查、发动,至1946年春,梅峰包括所属各村的党组织,除淘汰一小部分人外,全部恢复组织活动,梅峰总支部也宣告恢复,由叶广仁任总支书记。梅峰乡的革命斗争又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由于原来的群众基础很好,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在党组织的带动下,梅峰的教师、学生和农民群众,都踊跃入伍参加游击队。抗战前期的梅峰中学的许多革命师生,如王武、卢根、官绍祉、李扬辛、李扬示等,都成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的军事骨干或部队政治工作干部。梅塘乡成为抗日游击队最可靠的后方活动基地之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疯狂发动内战。潮汕地区在韩江纵队主力奉命北撤或分散转移之后,国民党实行残酷的恐怖统治。梅峰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继续坚持隐蔽斗争。由于国民党的背信弃义,不顾国内外舆论谴责,至1947年2月,国共两党和谈破裂,内战全面爆发。潮汕地区党组织根据上级关于恢复武装斗争的决定,6月潮汕人民抗征队成立,以反“三征”入手,开展小型武装斗争,创建游击根据地,以迎接人民解放战争的新高潮。1948年2月,郑苏民领导的三区武工队成立。梅峰党组织全力以赴配合武工队,在所属各村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反抗“三征”活动,动员教师、学生和农民群众踊跃参加抗征队。1948年冬1949年秋掀起了参军参战的高潮,梅峰学校进步师生上山入伍数以百计,各先进村如藏宝堂、窖内、瓜园,一个小村人数就多达七、八十人。从潮汕人民抗征队发展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第二支队,几乎每个连队都有梅峰中学学生,李扬辛、李风(辉守)、詹泽平、林少华、伍乘山、周洪(猷气)、叶广仁等成为地方团级主要军事干部,他们都是梅峰前期的同学或教师。

1949年4月里湖解放,梅峰实际上已经是半解放区,由谢晋吟出任学校校长。为了继承和发扬梅峰的革命传统,经党组织和校董会同意,南光中学又正名为梅峰中学。这时学校党组织以及师生的革命活动已经公开化,党组织又实现对梅峰中学的直接领导。5月,传达了全国团代会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定,建团工作即在校内开始酝酿筹备。7月中共潮汕地委在揭阳灰寨(现属揭西县)召开中等学校教师座谈会,邀请解放区内各中等学校和国民党统治区部分中学的进步教师代表参加,研究潮汕地区全面解放后中等学校的办学方针以及课程设置、教材选用师资配备等问题,准备迎接解放后必将出现的文化教育高潮。谢晋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对梅峰中学的办学方向更为明确。

国民党胡琏兵团在江西溃败后窜入潮梅地区。8月,流窜普宁,此时正值暑假,学生无大影响。胡琏败兵在我边纵部队追击下,像一阵妖风,劫掠两过,很快即被赶下南海。9月,梅峰中学照常开学。学校掀起新的参军、支前热潮,直至10月12日普宁全境解放。

梅峰中学历经漫长的、艰苦的斗争过程,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最终获得学校本身的彻底解放,迎来了明朗的、胜利的春天。

梅峰中学开始踏上坦荡的、新的发展里程。有党和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有一整套办学的方针政策,有全国统一的、并逐步完善的教育措施。总之,一句话,人民已经当家作主,完全可以按人民的意愿办学了。

如所预料,解放后学生人数逐年激增,1952年开始在校本部扩建校舍,1954年在竹竿岭山下圈地规划新校区,陆续增建教室、教师宿舍,拓建运动场地。1958年开始创办高中,成为一所颇具规模的完全中学。在发展过程,结合调整、改革、充实、提高,把小学部下放各自然村经办,并几度更改校名,如1952年改为三区中学,1953年改为普宁县第三中学,1959年又改为梅峰中学。总的趋势是发展提高,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培育、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

令人痛心的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学校遭受严重的破坏,许多优秀教师被残酷迫害;一代青少年纯洁的心灵被毒化;优良的校风被践踏;图书仪器被焚烧毁损;革命文物资料荡然无存;校名也被篡改为梅塘中学。特别是受“知识越多越反动”和“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反革命谬论和样板的蛊惑,更埋下了深重的灾难。

粉粹“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党、全国进行拨乱反正,医治“文化大革命”的创伤。学校又恢复它光辉的名字——梅峰中学。通过全面清理极“左”的思想流毒,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学校又逐步焕发新的生机。现在的梅峰中学已是一所拥有1300多名学生和90多位教职员工的中等学校,近几年来,在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的指引下,依靠全校师生员工的共同努力,新的学风在逐步形成,教育教学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毕竟太深重了,严重的后遗症不能低估。由于主客观种种原因,学校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严重影响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1982年春,热心家乡教育事业的邱秉经回普宁巡视梅峰中学,曾留下“最怪荒凉公学舍,春风不入校园墙!”的不平慨叹,从一个侧面反映学校的存在问题是突出的,也启示人们要真正把梅峰中学办好,必须以百倍的毅力去战胜前进路上的种种困难!

人们回顾过去,正视现在,展望未来,深感任重道远。千百校友及一切关心革命教育,热爱梅峰学校的人士,深切寄望地方党政领导同志及社会力量,对这所革命学校以精神上、物质上的更大力的鼓励和支持;深切寄望在校的革命师生继承和发扬梅峰中学的优良革命传统,同心同德,开拓前进,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培育出更多更好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才!

 

 

附记: 

梅峰,在抗日战争时期,确实是为党的事业作出显著贡献的一所革命学校。它无论在群众发动,组织发展,干部培训,对敌斗争,基地建设等方面,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如何把它在各方面的贡献系统地、全面地总结出来,还有待于同志们、校友们进一步的共同努力。现在,本文根据郑淳、林友(邦靖)、郑苏民(瑞翰)、郑左蒙、邱文(垂康)、许慈耀、方丹等同志的文章或提供的资料,写成这样的一篇史料性文章。因限于水平,错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热爱梅峰的老同志、老校友补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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