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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记抗日战争中的兴文中学

2016-07-09 14:01:32  来源:普宁市红色文化研究中心整理  浏览人数:1013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记抗日战争中的兴文中学

普宁兴文中学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学校。它创建于抗日战争之前,是潮汕地下党活动的主要据点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党组织通过该校一支坚强有力、奋发有为的革命教师队伍,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并精心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生骨干力量,成绩卓著,被誉为“普宁抗日救亡运动的摇篮”。下面,根据离休老干部——当年兴文中学校长许宜陶同志、训育主任邱秉经同志和该校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王琴同志生前的回忆,进行了笔录、综合整理。

(一)兴文中学创建前的革命形势

兴文中学创建于1934年3月5日。

这个时期,正值中华民族矛盾日渐上升,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之际,前后爆发了“九·一八”和“一·二八”等事件。为国雪耻、抵抗日本侵略者武装进攻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普遍要求和紧迫任务。

当时中国共产党为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尊严,同全国人民一起,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从是年8月起,把中国工农红军三支主力部队作了战略性转移——长征,他们纵横十几省,长驱两万五千里,终于北上到达陕北抗日最前线。

而这时,独夫民贼蒋介石,却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除调集百万大军,沿途对我工农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之外,还对我各边区革命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围剿”。当时,驻潮汕广东军阀陈济棠辖下独立二师师长张瑞贵、第九师师长邓龙光秉承了这一旨意,率领万众之师,先后向我大南山革命根据地猛扑。

大南山革命根据地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前后两次率领东征军征讨军阀陈炯明胜利的影响推动下,彭湃同志领导的农民运动深入开展的基础上,以及尔后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军入境的促动下,而形成和建立的。1929年朱德同志率红四军到粤东,推动了东江革命斗争的发展,以后成立了红十一军和建立东江苏维埃政府。1930年之后,革命中心转移到大南山,东江特委遂长期驻扎大南山,领导整个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

当时国民党军队“进剿”大南山革命根据地,采用的是反革命的两手:军事上倚前军阀张瑞贵部队和地方上的地主恶霸势力及其反动武装的配合(包括臭名昭著的恶霸头子方十三和二区陈君秀等四大天王),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政治上则通过国民党普宁县书记长方思鹏的特务系统和五区土皇帝陈益斋等人。他们在各村镇普遍建立“清乡委员会”,推行“连坐法”、“自新自首条例”,并在经济上采用计口购粮等险恶手段,实行严格封锁政策。

陈益斋长期包藏祸心,搞反革命“策反”,在汕头市以苎麻行吴泰记为掩护,陆续收买了叛徒杨宗(定厝寮人,叛变后充当陈益斋的军师,解放后被镇压)、陈海云(十八乡咸寮村人,替陈益斋出谋献策,为陈所赏识,抗日时被群众处死)、谢武(海丰县梅陇乡人,解放后病亡)等,充当其耳目、爪牙。还有女叛徒方和平,长期隐蔽于汕头吴泰记行,积极参与破坏大南山革命根据地活动。

就这样,国民党反动派通过明的、暗的、武装暴力和政治瓦解手段,把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镇压下去,把大南山根据地破坏殆尽。在整个局势和多种因素影响下,革命走向低潮。……

    大南山革命根据地遭受破坏后,党的力量不得不作分散和转移,公开的、有规模的武装斗争暂时停止了,而反动官府和当地的地主恶霸豪绅则勾结一起,进行反扑。他们倚仗权势,任意加重地租,发放高利贷进行盘剥,以致广大农民从自耕农顿时沦为一无所有的佃户,  “终日在地主的斗盖、绅士的扇头和官府的锁链中呻吟过活”。有的被迫卖儿鬻女,家破人亡;有的被迫出洋当“猪仔”,流落他乡,稍有不满怨尤,即诬为共产党、就地处决。……整个普宁县,人心怆惶,白色恐怖十分严重。

但是,大南山革命政权和工农红军长期而深刻的政治影响,是难以磨灭的,它就象革命火种深深埋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人类社会的这种兴衰成败的演变情况与自然界的枯而复青、死而复活的情况是极类似的。正因此,诗人白居易把它作了文学概括描绘:“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二)兴文中学是怎样创办起来的

兴文中学位于普宁五区的塘乡,是该乡地主恶霸土皇帝陈益斋靠摊派田亩捐和筹集侨资创办的。陈益斋与当年普宁县城的大地主恶霸头子方十三是并驾齐驱的人物,靠搞反革命的“策反”起家,独霸一方,是名副其实的“土皇帝”。这样一个反动大人物,为什么热衷起办学?其办学动机是什么呢?

显然,陈益斋是妄图借办学之名以巩固其土皇帝的统治地位,并扩大其反动统治地盘的。具体说来,则是:(一)按照其反动的唯心主义思想逻辑认为:共产党在大南山的老窝已被彻底摧毁,天下从此太平,即使有个别漏网者也不碍事,掀不起大浪;现在该是积点阴德,着手装点“太平”门面的时候了;(二)塘乡有“兴文敬惜字纸会”的群众组织,十三乡二万多人口(二万多亩田)都有份参加这个组织。从其名称看,可知当时广大农民群众是如何敬重文化、渴望享受学校文化教育的权利,兴文的取名也原于此。在原有兴文高等小学的基础上创办中学,显然符合广大农民群众这一迫切要求,可达到笼络人心的目的;(三)通过办学,陈益斋可随心所欲地向广大农民群众摊派田亩捐,从此,他既可一手把持塘乡公所的政权,又可以一手操纵学校的文权和校董会的财权。据说每年一次的校董会,只需十五分钟时间即可散会,因为会上只由陈益斋开口宣布他自己的决定:谁该摊派多少钱?何时交清?而照例是不准有任何异议的。当时田亩捐的摊派虽重,但由于陈某所标榜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广大农民群众则渴望自己后代能享受到文化教育,因此一般都不会有什么意见的。当然,陈益斋也可能存有从小抓教育,培养自己接班人,免致青少年误入偏激歧途之类的不可告人的动机。……

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当年这支革命教师队伍到陈益斋所统治的塘乡去办学,事前是完全没有计划,纯属偶然的因素而形成的。因为陈益斋在破坏大南山革命根据地中是出了名的反动头子,且淫威未尽,一般人是退避三舍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3年底,许宜陶同志从泰国返乡料理家务,在汕头意外地邂逅了中学时代的同学吴光汉(塘乡陂头村人,北平大学毕业生,兴文校董之一),当时兴文本已内定聘请潮安陈贤懋为该校校长,陈因担心普宁“剿匪”局势混乱,不敢去上任。因此,偶然的重逢,促使吴光汉转而邀请许宜陶同志任兴文校长。起初,许尚婉言辞谢,因为他一直想回泰国崇实学校继续干下去。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和其他因素的凑合,许宜陶同志不得不开始考虑是否另以兴文中学作为自己办教育的新起点。于是,他随吴光汉前赴塘实地看看。他在塘住了一夜,第二天吴光汉送许宜陶同志到泥沟乡,途中吴遂明白向许宣称:“校长职位已定,聘书就在我衣袋里。”就这样,许宜陶同志不得不答应了下来。

许宜陶同志当年就是在这革命低潮时期,到陈益斋的独立王国——塘乡去办学的。他的成行,完全是出于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善良、正直、纯洁和深厚的爱国、爱乡的思想感情。表面上看,他和后来受其引荐的教师们是为陈益斋所利用了。但日后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他们却借着这棵阴翳的大树,既保存了进步教师自己,又恢复了党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为党播下了大面积的革命种籽,发展了组织,并且就象孙大圣钻到铁扇公主肚里去那样,我们从敌人的碉堡内,挖开了这窝蛇蝎的老巢。

(三)兴文中学办起来以后

许宜陶同志当时年纪不满三十岁,但老成持重,办事很有“城腑”,答应了的事就努力去做,一定要做好。因此,为了做好新创办的兴文中学第一届招生工作,他提前到校报到。当时他亲自挑着一头是破旧皮箱、另一头是破旧棉被和蚊帐的行李到了学校,农民群众一看,纷纷高兴地议论说:“这种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正经办学的人,一定能刻苦负责,把学校办好的。”

消息很快就传开出去了。黄声同志在崇实学校与许是同事,早已从曼谷回国,如今听到这消息,便找到揭阳许校长家乡,适许不在家,他留下了纸条,表示极愿意和许老合作:“希望把教务主任这个职务留给我。”黄声和吴光汉也相识,他们同在北平读大学。于是黄声同志便如愿地担任了兴文的教务主任。到了暑假,邱秉经同志又从上海应聘任兴文训育主任,主办了暑校。这时邱秉经、马士纯、邱抟云已先后从泰国返沪找党。邱秉经的爱人余天选也在暑期中由曼谷返国,同时应聘任高小教员。接着,1935年春,又聘马士纯(梦樵)同志到兴文担任舍务主任。再往后,林艺、洪藏、王琴、杨少任、黄耀等都先后到兴文任教。当时许校长握有聘请教职员的决定权,这是事先与校董会商定好了的。因此,原在泰国崇实学校与许校长同事的教师骨干都被陆续聘为兴文中学教师,组成领导班子。

这个班子中,许宜陶和邱秉经、余天选同志是厦门集美学校的老同学,黄声同志是厦门云梯中学学生,他们早已结识。许、邱、余同在曼谷黄魂学校闹过学潮,一同撤出来创办崇实学校;在崇实,由于志同道合,又幸运地和黄声、马士纯同志结合在一起。而马士纯同志是大革命时代的共产党员,曾两次被捕入狱,但坚贞不屈,两次出狱后都继续从事革命斗争和进步教育事业。他是革命火种,在崇实和兴文期间都发挥了政治核心作用。从不同方式把主要教师队伍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他们从自然的结合转变为政治结合,打下了兴文发展的坚实基础。

当时这支教师队伍都很年青,每个人都心怀大志,胸襟坦白、忠诚、积极、正直、坚定、脚踏实地。由于他们大都是经过正规大学、大专学校毕业或学习,都有过办学实践和革命斗争经验,对所教学科都能胜任。他们之所以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决非偶然。这是由于:时代赋予他们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使命,抗日救亡成为他们共同的任务,建立象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他们共同的奋斗目标。而长期的教学实践,使他们掌握到教学的整体规律,形成互相信赖、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和共同进退的关系。这是他们长期办学的一条重要的经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曾经说过的:“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

兴文原只有一间高小,许校长及其教师队伍到来之后,才办起中学。他们也改革了原有学校的结构体制:以高小附设于中学总校内,在塘乡辖内的各村,开办了13间初小分校。

他们在校办公室里高悬起“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的牌匾,作为办学的总纲精神和待人处事工作作风的总要求。他们创建学校的第一着是认真贯彻上级教育机关的主要教令和指示,按教学大纲要求和实际需要,设置正规化的教学班级、课程和教学内容,着力建立正规化而又革命化的教学秩序。因此,很快地在学生中形成了:学习自觉认真,判别是非,遵守纪律,不随便迟到旷课,按时认真完成各科作业的学风。在教师中则出现了:按各学科类型和教材结构认真组织课堂教学,认真备课,修改作业,深入考查学生学习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辅导,特别区别进步和反动,培养学生识别能力,对后进生做到全面关心,耐心帮助等良好的教风。后来,就在良好的教风和学风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兴文特有的优良校风,这就是:勤奋好学,尊师爱生,团结合作,德智体全面发展。

当时这支革命教师队伍紧抓教学,主要领导骨干也毫不例外地站在教学第一线:许宜陶校长教英文(有时代授数学,动、植物等课程);黄声(教务主任)教语文、历史及其他一些课程;邱秉经(训育主任)教语文、地理、历史;马士纯(舍务主任)担任语文、公民课;杨少任负责数学、英文;张应麟担任语文、历史;洪藏、林艺教美术和音乐;黄耀教军训。除许老负责全面领导外,其他如黄、邱、马和杨少任、张应麟等都担任了班主任,人人真刀真枪上阵,个个都是教书的好把式。王琴、余天选等担任高小班主任外,还兼管一些中学学生工作、女生指导工作和夜学指导工作,都发挥了骨干作用。

当时每个任课教师,无论文科或理科,都能深入地去挖掘教材中的科学性与思想性,讲清重点、难点,批判反动,提倡进步,帮助学生扎扎实实地掌握好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他们十分重视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独立分析的能力。要求学生天天写日记,做课堂笔记,依时按质按量地去完成各门学科作业。每周一次作文,全收全改,按时发还。另外,每天保证学生有半个小时早读,有一个多课时的晚修。

由于对教学严要求,学生的科学文化基础打得比较牢固,学习成绩逐步上升。学生本人及学生家长普遍感到满意。1937年,该校两届毕业班学生奉命到汕头市参加全省毕业会考,获得百分之百合格毕业的优异成绩,名列全区前茅。从此,兴文声誉日隆,遐尔皆知。陈益斋也为此引以自豪。

除中学部教学质量取得斐然成绩之外,他们还通过每年一次“较艺”抓紧检查13所分校的教学质量。当时这些分校在行政管理上各有其独立性,但教学业务上则受总校的统一领导。“较艺”每年暑假前举行一次,通过学习竞赛,各科全面考试,群众认真评议,然后公布成绩,表彰先进,激励后进,使各分校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当时下村第七分校每次都得到头名,校长、教师和当地农民群众都受到很大鼓舞。校董们对这种管理领导方法也表示满意。

后来,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和农民群众的普遍要求,这13所分校,又各自办一所以成年农民为对象的民众夜校。通过它,广泛进行扫盲,普及文化教育,有效地帮助农民群众提高思想觉悟,动员他们参加到抗战救国的行列里来,这种正规中学+小学(高小总校十十三所初小分校)+农民夜校的三结合教育体制,是一种创造。好得很:①不用另请师资,由中学师生编成教学小组去包教;②不用另建课室、另置桌椅、黑板、教具;③教材的编写可充分利用中学的师生力量。当时兴文创造这个“三结合”教育体制和教学领导方法很受欢迎,社会评价很高。兴中连同小学部13所分校以及13个农民夜校的在学学生人数不下四五千人,是个庞大的组织队伍,但教学秩序井然,按时上课,风雨不改。难怪当时汕头商务印书馆一位叫张鸿钧的经理说:“我们江苏省的教育很发达,但象你们这样做则很少见!”

当时这支革命教师队伍的每个成员都是群众工作的能手,处处自觉地关心和维护群众的利益。他们生活作风艰苦朴素,穿裤衩。光脚板,经常在课余深入田洋和农民群众一起劳动,或带领学生开荒种菜。身为校长的许宜陶同志,也赤着脚和师生一起劳动。一次填操场,规定每人挑泥沙20担,许校长身先士卒,超额完成,起了带头作用。一年闹水灾,村里地势低,沟渠浅,险些全村被浸,许校长闻讯立即带领全校师生去填堤堵水。这些往事,塘乡老一辈的农民叔伯,永远铭记心中。解放后的1960年,许宜陶同志同省教育厅和地区教育局一些同志到学校检查工作时,他们还提起当年许校长率众填堤堵水的事,念念不忘。

兴文办得好,教学质量跃居全区前茅,邻近四乡六里的不少士绅和农民群众纷纷到来要求支援办学。附近的十八乡,向来封建房界矛盾很大。许宜陶,邱秉经和黄声同志等都曾热心去帮助调解,使他们各村各房的小学,化零为整地统一管理起来,解决了长期分散,互相拆台,教学质量不高的状况,影响很大。又曾有一姓许的乡村,内部矛盾很严重,四分五裂,殴斗事件经常发生,为此,该乡农民群众派代表专诚到兴中请许校长等去说理调解,结果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矛盾,和睦团结,共同努力搞好生产。

就这样,这支革命教师队伍从办好学校、教好学生、联系好群众入手,不到两年功夫,便取得校董会和乡内外广大群众的信赖和爱戴。连陈益斋本人也说过:“从来没有见过像许宜陶等这样受四乡六里普遍敬重的读书人”。这不是一般恭维客套的话,它表达了校董会对这班革命教师的好感和信任。

在打开教学工作局面和初步建立了群众基础之后,从1936年起,兴文中学便开始发展党组织。当时,马士纯同志是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泰国崇实学校以至兴文中学,马始终是革命教师们政治上的带路人。他有很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非常严格的革命原则性,他十分重视党员的思想教育,不断帮助他们提高对国内外和当地政治形势的认识。邱秉经同志1936年的上半年,首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和马士纯、方泽豪同志组成一度中断而再度恢复活动的普宁第一个共青团小组;到了1937年初,就由马士纯正式介绍入党。他的爱人余天选在数月后也被吸收进党。1937年暑期普宁县工委扩大会议在塘乡邱秉经、余天选同志的住处召开,这里也就是许宜陶、黄声同志的住处。马士纯同志被推选为县工委领导成员,邱秉经同志任县工委统战部长。不久马士纯又介绍了王琴同志入党,提为党支部书记。这一年的下半年,教职工党支部的成员计有:马士纯、邱秉经、余天选、王琴、洪藏、杨少任、李坚共7人。接着,便建立了学生支部,先后发展了邱秉斐、黄光武、陈特础、詹益庆、巫忠景、蔡初旭(女)、陈作兰(女)、陈雪影(女)、 张文序、张声峰、杨洛英(女)、许韵松、许英(女)等入党。由李坚任学生支部书记。

当时党支部组织生活很健全。马士纯、邱秉经同志都在此过组织生活。他们的教学任务和党务工作都很繁忙,但仍然坚持如期参加支部生活。在支部会议上,马士纯同志经常引导大家注意国内外和当地政治形势的新动向、新特点;紧抓新党员发展工作,要求介绍发展对象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并指定专人负责进行教育;要求党员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按时参加组织生活和缴纳党费,指出交不交党费是布尔塞维克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区别所在。当时举行支部生活会都在学生晚修之后,有时通宵达旦,但党支部要求每个党员一定要坚持上好第二天的课,不准缺课,以免暴露。

党支部善于抓思想工作,经常通过学生入学考试作个别谈话,摸清其家庭和本人思想情况,以便他们入学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帮助。

王琴同志当时还常常深夜步行到13乡各分校和石桥头逊敏小学去找发展对象个别谈话,往往谈个通宵,第二天黎明前便步行返校,坚持照常上课。他在十三乡各分校发展了王国、陈超仙、陈乃华;在石桥头逊敏小学发展了陈创守和李鸿基,共5个新党员。王琴同志于1938年春,兼任普宁五区的区委书记。党播下的革命种子,早已在各地开花结果。

许宜陶校长当时在政治上很纯洁,思想进步,和党员老师一起完成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任务。但因其公开身份是兴中校长,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党要求他暂时留在党外,更有利于对党组织的掩护。当马士纯同志把党的这个决定直接通知他时,许校长很乐意地接受了下来,从那时以后,他更加积极配合学校党组织开展各项工作,确实发挥了掩护党组织及其活动的作用。

以上情况说明,当时兴文中学不仅在该校教职工中,而且在学生中已打下了党的组织基础;不仅在校内,而且在校外十三乡和邻县地区也扩大了党的组织力量,成为普宁县的党组织的重要据点。“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滋润靠太阳”,兴文中学之所以成为普宁教育革命的中心,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其重要的原因和条件,就是因为它有了党的正确和强有力的领导。

随着抗战形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变化,兴文中学正规化的文化基础教育,革命化逐步深入,渗透和扩大了抗战教育的内容,全体师生的抗日救国思想认识大大提高和加强,政治视野大大开阔,时代责任感也大大增强了!他们的脉搏和抗日的浪潮一起跳动,他们火热的心和全国人民的心紧紧相连。

1936年10月,传来鲁迅先生逝世噩耗,全体师生沉浸在泪水之中,含悲高呼:“鲁迅精神不死!”……

同年“双十二”那天,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拘押的消息传到学校,适全体师生在礼堂开会,师生闻讯自发地鼓掌欢呼,长达十多分钟……

普宁青年抗敌同志会成立,全校师生列队参加庆祝并举行示威游行……

于是,在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的各个方面工作如火如荼地迅猛开展起来了:

文字宣传方面:《兴中》月刊和广大师生读者见面了。主编是黄声同志。马士纯和许校长在这个校刊上发表过不少评论性的文章。邱秉经同志连续在刊物上发表几篇长达万字以上论文:《从事实谈起》,对工农红军闯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抗日第一线的英勇事迹作了系统的评述;揭露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恶后果;指出中国共产党才真正是抗战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歌颂长征的胜利,震动了反动派。《中国边疆失地史要》一文追述了清朝至民国这段历史时期的失地国耻,并用确凿事实指证了帝国主义从清末以来侵吞我国东北、西南、西北等边陲大量领土的强盗行径,是一篇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关于中国农村经济崩溃的一般观察》一文,则列举了不少农村调查数字和实例,论证和阐明了中国农村经济破产根本原因在于三座大山的剥削压迫。这些文章不仅对兴文全体师生起了教育宣传作用,在校外也有广泛的影响。黄声同志擅长写散文、诗和小说,《北山旗影》写的是普宁农民领袖许亚梅的起义事迹,脍炙人口。当时几乎每期都有他的作品和读者见面。

话剧宣传方面:1936年和1937年的两年秋季,兴中循例举行话剧会演,每次两个晚上,许宜陶、黄声、邱秉经、马士纯、余天选、洪藏、陆伯屏、陈焕文等领导和教师都带头参加演出。他们所公演的《放下你的鞭子》、《再生》、《刽子手》、《没有祖国的孩子》、《雷雨》、《凤凰城》以及外国剧目《父归》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演戏靠真情实感,没有什么矫柔造作,尤其黄声同志,感情丰实,才思横溢,要眼泪有眼泪,要鼻涕有鼻涕。例如在《父归》一剧中,黄声同志扮演父亲,许宜陶同志扮演母亲,邱秉经同志扮演儿子,陆伯屏扮小弟,余天选扮女儿。当黄声同志扮演的父亲归家,受到大儿子的正义斥责而痛悔时,他哭得鼻涕下垂成尺,观众无不为其真情所动。许校长扮演的老太太也十分逼真,观众为之喝彩叫绝。

到了1937年的下半年——1938年的上半年,该校的话剧宣传突破了学校范围,深入了社会,还远征到大南山区的广大农村里。起初,党组织的是教师话剧宣传队,马士纯同志亲任队长,邱、余、王、洪和李坚等教师参加活动。他们事先与各乡、区青抗会取得联系,由当地的文艺团体表演节目,该队负责演讲宣传。一次在棉湖与该镇青抗会合作公演,每演一个文艺节目,即穿插一次演讲,后来集体演唱了《流亡三部曲》,当唱到“……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自己可爱的故乡?!”时,台下成千上万的观众和台上的演员一起呜咽下泪,效果很好。

后来,在这批革命老师和学校领导带动下,各班级的学生也纷纷组织队伍,利用课余时间排练文艺节目,每逢周末、节日、假期都主动到普宁各乡镇去演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直接向广大工农群众传播爱国主义思想。

组织读书会,开展新文字运动方面:1937年下半年,学生党员干部蔡初旭、周光惠、陈作兰、江有为等人发起组织“兴文青年读书会”,各班学生热烈响应,会员很快增至四、五十人。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秘密传阅了《新华日报》、《生活周刊》、斯诺的《西行漫记》和《生死场》、《没有祖国的孩子》等进步读物;此外还散发了汕青抗杜柏深(杜桐)同志主编的《海岸线》、黄声的诗作《未完集》等书报。

读书会还响应党的号召,开展新文字运动和潮州话拉丁化的学习。

加强军事训练方面:1936年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学生运动爆发后,全国青年学生纷纷投笔从戎,主动请缨到前线参加抗日战斗。兴文的进步学生也受到这股救国热潮的推动影响。于是学校党组织为此开办军政训练班,吸取进步学生百余人参加训练,由马士纯、邱秉经同志任正、副总指挥,以曾在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受过游击战争课程训练的黄耀(黄声同志的弟弟)老师任军事教官。他们将学员编为两个中队,拉到定厝寮、汤坑、马栅、十八乡一带搞了几次军事演习,上山扎营露宿,进行夜战演习。还举行爬登铁山竞赛和实弹射击、越野赛跑等。这种实战训练锻炼了不少同学,使他们日后在潮汕保卫战中大显身手。陈建武、陈华、陈特础、黄光武等同学都成为潮汕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的出色军事骨干。

另外,该校也充分利用“童子军”的建制,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童子军”原是国民党对青少年学生实施法西斯教育管理的组织形式,兴中采用“旧瓶装新酒”做法,使它成为培养、训练青少年参加抗日救国的队伍。这支队伍经常在大南山十八乡一带野营,因此,十八乡的农民群众常常听到党的形势教育,重新恢复与中国共产党的鱼水相依的密切联系。后来随着抗战运动的深入开展,这一带终于又成为党的武装活动根据地。

帮助梅峰公学复校方面:梅峰乡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创办了高等小学,当时在第一任校长——进步民主人士李志前先生、教导主任许士翘和进步教师郭湘萍、李存穆(厦门集美学生,中共党员)、林清源等人的努力执教下,办得有声有色,颇有社会影响。后来,蒋介石叛变革命,地方反动势力也乘机出笼,公开悬赏通缉李先生,李被迫逃亡海外,这所生机勃勃的革命学校遂被扼杀。

1936年春,邱秉经同志联同长美的赖隆甘(烈铭),梅塘的谢晋迂、谢晋吟,桥头的郑臣葛、郑良大,新庵的周笃科,窖内的李志云和李志前的女儿李映雪等人,以及当地热心家乡教育事业的父老士绅,成立了“梅峰复校委员会”。于是这颗长期被埋没在地底下的革命种籽,随着抗日救亡革命形势和时代呼声破土而出。

这所学校后改名为“梅峰公学”,拥有两个高小班和一个文专班。是年暑假,兴文党组织指派邱秉经、余天选、洪藏、王琴和郭常平、陈创守等一批革命教师,到梅峰支援办暑期补习班,教新文字,宣传抗日,并分别在瓜园、长美、窖内等乡组织了《经济读书社》、《飞飞读书会》、《前锋读书会》等,向广大青年学生、农民群众输送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

是年下学期末,他们又通过李映雪从国外请回李志前先生,共商如何办好梅峰公学。邱秉经同志约同王琴同志参与了这项研究,李先生赞同我们提出的与生活教育社合作的建议。随后,邱秉经同志以梅峰校董身份到上海去找生活教育社的张宗麟、方予严先生,要求他们派人到梅峰,把这个乡村教育阵地真正办好。工作进行很顺利,他们很快派定朱泽甫为校长,林云侠为教导主任,并由邱陪同到梅峰就职。

梅峰公学后来又聘靖了:陈初明、郑淳、林英杰、陈绿漪、卢根、高永侯、曾纪炽、王贯三、许雄定等一批进步教师。这批人日后多数为梅峰党支部吸收入党,成为共产党人。

梅峰公学的规模和领导管理方法与兴文类同,在它的周围同样开办了很多分校和成人夜校。这两间学校教学上相互切磋,相互支援,始终保持密切联系,被誉为普宁革命教育战线上的“姐妹花”,同是普宁县党组织的重要据点。

如上所述,兴文中学坚持教学质量第一,名冠全区、全县。它又紧跟抗战形势作了各方面的大量抗日救亡宣传动员工作,所以很快地成为普宁县的革命教育工作中心,抗日救亡工作中心,在社会上,尤其在教育界中享有很高声誉。1938年的上半年,马士纯等同志发出组织“普宁教育界抗敌联合会”的倡议,消息一传开,立即得到全县教育界同仁的广泛响应和热烈拥护。从此,兴文的教育革命星星之火,顿成全县燎原之势。

“教育界抗敌联合会”成立大会那天,全县四方六里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了会场,兴文全校师生也喜气洋洋地赶到西社乡花柳园溪坝去参加庆祝,一时锣鼓喧天,欢声雷动。

教育界的这个大联合,进一步掀起了全县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并在革命教育洪流中发挥了推动作用。

(四)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毛主席曾经说过:“在受过革命深刻影响的农村中,农民强烈的土地要求和革命斗争经验,革命的火种更容易燃烧起来”(《井岗山的斗争》),这话说得中肯精辟。想当初,大南山革命根据地被残酷破坏,轰轰烈烈的农民群众革命运动被镇压下去时,到处一片白色恐怖,塘的农民群众在土皇帝陈益斋和四大天王的淫威下,革命情绪十分低落。但从1934年兴中创办后至1938年,塘乡铅般阴沉的天地却突然吹进一股温煦清新的春风,重新出现一片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广大农民群众心里明白:在大敌当前,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刻,土地的要求,做人的权利.只能在赶走日本侵略者之后才能真正得到。于是,抗战的烈火从他们的心中冉冉升起。

那末,为什么陈益斋其人能允许兴中在进行教学的同时,大搞抗日救亡运动,并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呢?是陈益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吗?不!时代变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一统天下受到谴责反对,整个国家民族正迅速动员起来,要求“枪口一致对外”了!这个重大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和国民党阵营内部的大分化,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都要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联合起来!这对全体炎黄子孙是绝无疑义的,但对陈益斋等却是个严峻的挑战,怎么办?……陈益斋谙熟“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处世哲学。兴中的师生唱的是抗战的歌曲,演的是抗战的话剧,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和农民群众走的是抗日救亡的正道,他“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吗?更何况许宜陶校长及其教师队伍刻苦认真抓教学质量,真正教出水平,考出成绩,名列前茅,为塘乡及校董会争到空前未有过的声誉!这一点,教师们的所想和所做,与陈益斋所企求的可说基本是一致的。正因此,他对兴中许校长教师们也是放心的,对他们所干的抗日救亡活动也只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当五区区公所举办伪保甲长训练班时,区长还来请邱秉经同志去给这班保甲长上政治课,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这可以看到进步的兴文当时的社会影响。

毛主席又说过:“国民党反动派虽然凶恶,但它有不可克服的弱点,这就是它的脱离人民和内部矛盾。”“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彼此争权夺利,互相削弱了反革命的统治力量,仍然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关于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

对照当年塘乡的斗争实际,情况确是这样:

土皇帝陈益斋和军阀张瑞责、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方思鹏以及“四大天王”之间的关系,在破坏大南山革命根据地时是密切配合、抱成一团的,但在“名垂功成”之后,却一直为争权夺利,吵嚷不休。陈益斋和县城里的国民党老爷们矛盾尤其突出,他坚决不让国民党势力侵入他的校园,干涉学校内政。因此,兴中从来没有挂过反动党团的招牌。仅有那么几个国民党员:杨思浩(陈益斋亲信、当过乡长)、谢武(叛徒)等都在小学部任职,不敢公开对立。

陈益斋对区、乡一级的行政领导机关则一向漠然置之:五区区公所设在占陇,离兴中近在咫尺,但伪区长陈雪渔,却从未到过兴中,不过问学校的事。伪乡公所的陈玉书,专管收钱收税事宜,见到陈益斋犹为老鼠见猫,诚惶诚恐。

这种种情况和迹象,都说明反动派内部充满矛盾,互相削弱了统治力量,这又是革命教师和陈益斋之间的另方面的某些一致性。当年兴中党正是精研细酌地利用敌人的这些内部矛盾,以及和我们之间存在的某些一致性因素来谋求保存自己,并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的。

但是,正如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所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当年兴中的党组织和陈益斋为首的反动派的斗争情况正是如此。

斗争的导火线是从这样一件事引起的:1937年下半年,揭阳一中校长曾靖圣有意组织一批学生到兴文中学来参观,当时学校礼堂中悬挂着十八集团军领袖们的肖相,贴有许多进步标语。揭中的同学参观后写文章谈了观后感,把所看到的人物相片和“实事求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等标语内容都在揭中的校刊发表出来。很快,消息就传开了!

于是,陈益斋暗暗吃惊,他的耳目、爪牙的活动急剧增多起来……

叛徒谢武乘王琴同志离开寝室去上课的时刻,潜入其房间翻查他的书报读物,一张置放在睡床席下的“七·七宣言”竟被谢某搜到了!谢某正想籍此“大显身手”,幸亏马士纯同志警觉机智,立即在教师集会上宣布收到一张“七·七宣言”传单,大家都要求抗日,不愿做亡国奴,大家都可以借去传阅。这样的一席话,争取了主动,堵住谢某叛徒的咀,稍作化险为夷。

另一个叫吴少光,他是掌管校董会的专职人员,也经常鬼头鬼脑在教师中暗地里进行侦察,稍有动静,即向陈益斋报告。此外,校中某些本乡籍的职工,平时和我们尚好,但这时却显得疏远了,这是一种迹象。

到了后来,陈益斋越来越不安了。他本来对这班教师在泰国历史是一无所知的,现在多少听到一些传闻,察觉到这班教师并不是那么简单驯服的书生,尤其对马士纯和邱秉经两同志,特别疑忌。他对兴文的教学成绩,原是盲目自信,自鸣得意,现在感到“养虎坐大”,内心惶恐。但到了这时,要下毒手已不是时候了!我们党组织的基础已牢固地打下了,不仅在教职工,而且在学生中;不仅在中学部,而且在高小、分校和农民夜校里;不仅在本乡、本区,而且邻县、邻区都已发展了组织,打下了基础。

陈益斋从协同破坏大南山后的高枕“无忧”到“忧”,从对许校长及革命教师们的十分放心到“不放心”,正是反映了兴中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胜利至胜利的历程,反映了革命力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奇迹!

陈益斋一伙态度和行动的逐步恶化,根源在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阴魂未散。他们对抗战“失败论”,并妄图向日本侵略者妥协投降。因而从1938年至1941年,连续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反共、溶共、限共”的叫喊甚嚣尘上。就是在这个时候,陈益斋一反常态,俯首听从普宁国民党部书记长方思鹏等的摆布,借口“聘期已满”,要解雇有共产党嫌疑的马士纯、邱秉经、杨少任、洪藏、余天选等革命教师。本来聘请和任免教职工的权限,校董会是交付给许宜陶校长了的,但此次执行退聘,却由校董会出名。许校长虽向校董会据理力争,坚决表示“一个人也不准退聘”!但校董会却不予理睬。

“山雨欲来风满楼”。兴中党组织警觉地注视着这一切,为了保存这块革命教育中心阵地,授意让许宜陶校长去找陈益斋谈判交涉,力争部分教师继续留校任教。当时黄声同志未曾入党,不了解党内的安排,出于本人的革命义愤,向陈益斋提出了:“要么全部教师留下任教,否则就集体离开兴文”!结果陈益斋不肯留人,许宜陶同志遂愤而辞职,不愿单独留任。此后,兴文面貌殊异。

1938年夏,全国处于抗战高潮,广州和潮汕则面临日寇南侵的最前线,形势十分紧张。如上所述,这支革命教师队伍已不能继续在兴文执教,于是他们遂向党提出自办抗战学校的建议,这个建议立即上报了普宁县工委和潮汕中心县委,并立即得到批准。于是马士纯、黄声、邱秉经、余天选、杨少任、王琴、洪藏、黄耀、李坚等同志于1938年暑假撤离兴文,到达新的集结点:揭阳和顺乡石牛埔创办西山公学,不久,又改为南侨中学。在这里,他们更加广泛地点燃了潮汕地区的抗日救亡火炬,进一步掀起全区的抗日救亡新高潮。

兴文,为潮汕革命教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里原是地主恶霸土皇帝陈益斋的老窠所在地,环境条件十分恶劣,但我们这支革命教师队伍却能顺顺当当地钻进去,并站稳了脚跟,点燃了抗日救亡的星星之火,终于形成了燎原之势。这不能不算革命教育史上罕见的奇迹!

总之,所有这些,都应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全体师生的艰苦奋斗,和当地广大革命群众大力支持的结果。

在回忆兴文的战斗历程时,我们深深地怀记了当时共同艰苦创业而又先我们献身于革命的师生们,如马士纯、余天选、杨少任、黄声、吴秀远、黄光武等同志,并对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追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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